主张政府重构的观点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批判了资本主义法权和“永恒正义”等概念，同时对各类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者所提倡的平均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指出真正解决实现平等正义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阶级斗争，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46]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抽象地讨论平等、自由以及公平和正义问题。他们甚至拒绝将所谓“平等”或“正义”口号作为自己的理论范畴来使用。阿兰·桑德洛指出，当恩格斯在他的论文《论住宅问题》中把正义的概念描述为“社会燃素”时，他非常明确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一个难题，即贬低关于正义问题之讨论的重要性，而且最终消除这种思想。[47]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贬低平等和正义问题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把其看作一种具有依附性和描述性的意识形态的法权概念，[48]依然限定在资产阶级的框框内，没有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正如卢卡奇所言，资产阶级用“自由”的名义进行的反对社会等级制度组织的斗争在取得胜利的同时，就必然变成一种新的压迫（即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然而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把阶级斗争的社会事实从社会意识中抹去。[49]所谓倡导平等权利和永恒正义正是这样的手段。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包含着平等和正义理念的资产阶级法权不是抽象的，它们建基于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之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受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马克思在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基础上得出这样的结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50]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也指出，人们的法权产生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但人们往往忘记这一点，不是把它们视为相应经济关系的反映，而是把它们视为本身包含有自己根据的体系。于是在法学家和盲目相信他们的人们眼中，法权的发展只在于力求使获得法律表现的人类生活条件愈益接近于公平理想，即接近于永恒公平。而这个公平却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在其保守方面或在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神圣化的表现。[51]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还批判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对平等、公平和正义的曲解。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拉萨尔关于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的主张。他指出：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这种平等权利，由于劳动者体力或智力不同，因此，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52]
马克思同样对拉萨尔等提出的“通过国家来实施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的主张进行了责难。他反诘道，是不是以为在现代社会里教育对一切阶级都可能是平等的呢？或者是要求上层阶级也被迫降低到很低的教育水平——国民小学呢，即降到不仅唯一适合于雇佣工人的经济状况，而且唯一适合于农民的经济状况的教育水平呢？[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