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回到北师大，在教育系一直工作到1964年。1964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研究外国，要知己知彼。过去我们很封闭，一面倒，学习苏联，除了介绍苏联的教育经验，对其他国家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后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批准在重点大学成立约40个研究外国的机构。其中北师大成立了四个研究机构，分别是外国教育研究室、美国经济研究室、苏联文学研究室、苏联哲学研究室。华东师大也成立了一个外国教育研究室。当时就把懂外文的人，包括一些从美国、英国回来的老先生，调到研究室。我作为党培养出来的一批年轻人之一，也被调到研究室。所以从1964年我就开始接触外国教育。其实我本来是搞教育基本理论的，没搞比较教育。到了外国教育研究室以后也没搞什么，就是搞一些资料。特别是一些老先生外文很好，他们很有学问。像陈友松教授是老一辈的先生，我回到北师大以后他是教育系的副系主任，我当过他的助教。但是1957年，他被划成“右派”，后来不被重用就派他去搞资料。我们说他是一个“活图书馆”，你有什么问题问他，他都知道。陈友松老先生现在已经去世了，如果在世的话今年已经100多岁了。“电化教育”的名字就是他起的，1932年在苏州教育学院，就是他提的“电化教育”。这位老先生很有名气。在我们那里有好几位这样的老先生，但都是搞搞资料。
1964年年底，国家搞“四清”。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四清”？“四清”就是清思想、清经济等，就是在农村里面清理一些干部，是一种群众运动。大学也搞这个运动，北师大、北大是试点，那时我们用公家的信封都要检查，我们那个时候分得很清楚。（笑声）学校师生纷纷下乡搞“四清”，本来我要去的，后来检查身体发现我有肺炎，就不能去了，留在家里休息。刚好中宣部要编一份杂志《外国教育动态》（现在已改名为《比较教育研究》），党委书记、教育系系主任就把我留下来筹备编辑这个杂志。当时这个杂志很神秘，是内部刊物，每期稿件都要送给中宣部审查，只给地市一级的领导看，下面的同志是看不到的。它主要介绍国外的一些教育改革动向，每一篇文章我都要写一个按语，表明我们的立场。从那个时候筹备《外国教育动态》开始，我就跟外国教育结缘了。杂志先出了两期试刊，1965年正式出刊，出了三期，到了1966年我就被打倒了。虽然每期都有按语，每期都要送给中宣部审查，但是他们还是说我宣扬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宣扬修正主义教育，杂志被迫停刊。停刊了以后，我也就被打倒了。我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受的苦不算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