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金先生（）是英国著名的比较教育学家，《比较教育》杂志的创始人，也是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1982年我通过英国文化委员会请他到我校外国教育研究所访问。我请他给我所的研究人员和研究生讲课，又陪他及夫人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虽然只有短短两个星期的时间，但是我们结成了友谊。他的到来使我们与西方国家加强了联系。这次访问不仅通过讲课使我们了解到西方在比较教育研究领域中的动态和理论，也使他了解了中国。他回国不久就在《比较教育》杂志上策划了中国教育专刊，并约我写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一文。该专刊为《比较教育》1984年第1期。
1984年第1期《比较教育》的“中国教育专刊”
背景资料：埃德蒙·金（，1914—2001），英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曾经长期（1980—1992年）担任《比较教育》的主编。他通晓多种欧洲语言，因此他可以不依靠翻译来发表自己对比较研究的看法。同时他还是一位多产的学者，其主要著作包括《比较研究与教育决策》（ComparativeStudiesandEducationalDecision）、《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OtherSchoolsandOurs：ComparativeStudiesforToday）、《西方教育史》（HistoryofWesternEducation）等。他对比较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是比较教育一个新学派的代表。他的主要思想如下：（1）教育发展的三模式理论。他根据某些历史学家划分的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提出这三个阶段相应的教育模式。在前工业社会阶段，教育重视的是“纯粹科学”和传统的学术技能；在工业社会阶段，重视的是“应用科学”和各种“工程学”；在后工业社会，社会科学对人类反应和决策的研究的重要性增大，教育重视的是科学在上述三方面中间的相互依存。（2）把比较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同目的联系起来，强调比较教育的研究应对当前重大教育问题的决策和行动做出贡献。他不赞成比较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有什么独特性，主张比较教育的方法主要取决于研究的目的。他把比较教育的研究分为三级，每一级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各有不同。第一级是比较教育的初学者，主要目的在于对各国教育有大概的了解，这一级应采取区域研究的方法，对各国教育的背景和制度做介绍。第二级是稍有比较教育根底的人，对教育工作上反复出现的专门问题进行跨文化的分析研究。第三级是比较教育的研究工作者，应着重对教育改革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对教育决策做出贡献，这一级应采取有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参加的多学科协作的研究方法。（3）对比较教育中的比较分析强调可比性，提出了比较分析的框架，在概念、制度和实施三个水平上进行比较分析。例如，关于机会均等问题，首先就各国对均等和教育机会的概念进行分析比较，然后就这些概念的具体表现形式如学校的类型、课程的安排进行分析比较，最后就制度的具体实施进行分析比较。
之后，他在历次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执委会上总是站在中国一边，为中国说话。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以后，西方各国都制裁我们。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虽然是一个非政府的国际学术组织，但执委会的一些西方学者却坚持本国政府的立场来制裁我们。本来，在1987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世界比较教育第六次大会上就决定，第八次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于1991年在北京召开。但在1989年秋天他们就变了卦，提出不在北京召开。在这场讨论中，埃德蒙·金总是站在我们一边，帮我们讲话，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1991年我的博士研究生薛理银通过埃德蒙·金到英国伦敦大学进修，也得到他很大的帮助。1992年正值我校建校九十周年校庆，我又趁机请他来参加校庆和薛理银博士论文的答辩。他虽年逾八十，但欣然答应，可惜的是他的夫人因病未能陪同前来。薛理银的博士论文答辩很隆重，这是我校第一次请外国学者来参加论文答辩会。除了金教授以外，我们还请了杭州大学王承绪教授，他也是我国老一辈比较教育学家，当时也已年逾八十；还请了北京大学汪永铨教授，都是国内顶尖专家。薛理银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当代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论文受到答辩委员会的好评，特别是金教授对它评价很高，还专门写了评语。
1992年10月7日顾明远先生与金教授在北京黑龙潭
外国教育研究所全体师生到北京郊区黑龙潭郊游，金教授与王承绪教授也欣然前往。两位白发老翁一路上还在讨论比较教育问题。黑龙潭并不高，但峡谷很险。金兴致勃勃，他说在英国就没有这样险峻的高山。随后两天我又陪他到天津，访问了天津师范大学，在那里做了演讲，参观了天津电视塔。
英国比较教育学家金与外国教育研究所全体师生在黑龙潭，第二排左一为顾明远先生，左二为金教授，左三为毕淑芝教授，左四为王承绪教授
他对这次访问感到非常高兴，回国以后还经常来信。可惜他在2001年不幸去世，我又失去了一位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