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并不非凭借了赣南之行才能展开。那些情节在我翻阅一函函的文集时，就已由故纸中浮出，因而出发前不能不对“寻踪”心存疑虑。对于这一种研究，“实地”并不较之文献重要。我的人物在他们自己的述说中已足够生动，无须向地面上为他们曾经存在过寻求证据。“实地”固然会提供意境，却也可能另有其破坏性——朦胧空灵的想象一旦着陆，难免要风化剥落的吧。此外我也不以为能在那里找到什么，很可能一切遗迹都已**然无存。我甚至以为有必要追问被我们指为“踪迹”的是一些什么，它们何以被认定为“踪迹”。我对自己说，我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凭借文字材料构建意境，而不是复原“历史”。即使真有遗迹在，我所能面对的，仍然更是“叙述”而非“事实”。但我仍然上路了。
事后看来，走这一趟仍有必要。我需要一点颜色，一种气味，使推想有所附丽。我也希望我的文字能多少浸染一点其地山水林木的气息。而实地踏访，以及踏访后的继续询问，也校正了我的某些臆度。在这一点上，赣南的经历在我个人，更像是往返于文字与“实地”间的校订。走在赣南，我甚至问过自己，倘若能重新来过，是否有可能做别一种方式的研究？我当然也想到了这种“寻访”的得失利弊。前期准备已打造了部分意境，事先的文献阅读形成了明确的期待，因而几乎无法避免有意无意的排除、剪裁、组装。
由此也想到了所谓的“行走文学”。那情况似乎只能是，已有的蕴蓄借诸“行走”这一情境获取表达形式，否则“暴走”一族应当是理想的作者。当然，“行走”之为情境绝非无关紧要，其间应当有行走者与环境间的互动，有激发、触发，也有压抑与折磨。不能深切地感受苦难的，也不大可能因“行走”而文学。
本书所写到的人物，陈恭尹较之魏禧或更负才名，而梁份则更为学术史家所看重。魏禧、彭士望、林时益们，绝不是一些足以成为“热点”的人物，重提他们，也非意在召唤亡灵、起死回生。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关于易堂九子，说，“他们的学风，以砥砺廉节、讲求世务为主，人格都很高洁……但他们专以文辞为重，颇有如颜习斋所谓‘考纂经济总不出纸墨见解’者。他们的文章也带许多帖括气，最著名的《魏叔子集》，讨厌的地方便很多。即以文论，品格比《潜书》、《绎志》差得远了。”（卷十二）这是近代治学术史者的评价，与魏禧同时之人所见已大为不同。
我因而想到了遗忘，曾经煊赫一时的名字的被遗忘，以及这遗忘是怎样发生的。即如魏叔子的被淡忘，多少也应因了不能纳入形成于日后的学科框架，不在某种思想、理论脉络中。但对叔子，的确是“淡忘”而非“遗忘”，这个人物还在他的文论中活着——近人编选清代文论，三魏及邱维屏有多篇入选（参见《清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尽管可能有一天，也被由这一领域中删除。
这种遗忘非但正常，而且必要，否则人类的记忆将不胜负荷。我想告诉读者的是，那些消失在了时间中、被由诸种文本删除的人物，曾经有过何等鲜活的生命，他们很可能如我本书中的人物，有声有色地、诗意地活在各自的时代中。即使这些人物终将隐没在岁月的更深处，我的讲述仍然有可能丰富了、复杂化了人们对于那段历史生活的了解。这是否就是我写作本书的意义？
最初为本书所拟书名，是“危机时刻的友情”。“危机时刻”取自子平关于我那本《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书评。这本小书所写，的确是一个发生于“危机时刻”、至少要部分地由“危机”来解释的故事。易堂故事最初吸引了我的，确也在伦理方面，朋友，兄弟，师弟，以至夫妻，尤其朋友。为此我尽可能逼近地“观看”他们曾经有过的生活，尽管他们所营造的意境算不得深邃。
对于明清之际，我的兴趣始终在士大夫的处境与命运，包括展开在上述伦理关系、日常情境中的命运。写作本书时，又浏览了任道斌先生的《方以智年谱》，再次被其人的丰富性所吸引。明中叶以后，士人对当代士风之恶浊，批评不遗余力，我由明代及明清之际的士人那里，却常能遭遇极清明纯净之境，赤子般的真挚与热诚。易堂诸子涉世均不够深，应当属于王国维所谓“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人间词话》）的一类，是天性的诗人，尽管不以诗名。我想，光明俊伟的人格，任何时候都会令人神旺的吧。至于某个人物的魅力，自然会销蚀在时间中，但它们毕竟以其短暂的存在照亮过他人，即令细微如爝火，也是美丽的。易堂诸子孜孜于“求友”，以他人丰富自己的人生；我则经由学术“读人”，也以关于人的了解丰富了我的生活。在写作了本书后，易堂诸子在我，已非漠不相关的异代人，他们由故纸中走出，径直走入了我的世界。
我已经说过，写作本书的部分动机，在寻找文体，有可能使我在不同时空信意地穿行的文体；在久为“学术文体”拘限之后，体验较为自由的书写。而在事实上，我只是极有限地做到了这一点，并不曾由既成范式中成功地突围。“自由”也是一种能力，你并不就能现成地拥有。
本书附录的魏禧、彭士望的两记，或许能引起踏勘的兴趣。彭氏的《翠微峰易堂记》，实在可以读作一篇导游文字。至于我的赣南之行，难忘的是宁都的山，沿途的江，大樟树，以及所遇到的文化人，在寂寞中从事文化保存的知识者。这些文化人对于乡邦文献的珍重，应当使京、沪等处的同行惭愧的吧。我不知道倘若没有那些我所要寻访的人，那些行旅中的邂逅，赣南是否还会如此令我动心。为了此书，我应当感谢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周榕芳先生，与我一道踏访的刘景琳先生、刘慧华女士，感谢宁都县志办公室的李晓明先生、县采茶剧团的邓文钦先生，赣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张声濂先生，南丰县文联的曾志巩先生，赣南师院的赖伦海先生，大余县副县长万家榕先生，感谢赣州、大余、瑞金、宁都、南丰、抚州新华书店。我还要感谢对我提供了帮助的戴燕女士。
希望这本小书能使你得益。
二〇〇一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