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魏”中最年少的季子，则补充了一些被省略的方面。据季子说，彭士望先是住在魏氏邻人家，天天从门外过，魏氏兄弟目送其人，以为风度不凡。当彭氏又经过时，即上前搭讪，邀其人到家里“纵谈”。彭氏慨然道：“子兄弟真可以托家矣。”于是就急行迎他的家人（其家眷尚在建昌），“数步复返，曰：‘将与一好友携俪俱来，何如？’曰：‘甚善。’”那好友即林时益。季子也写到当彭氏接家眷的船到了河干，正在洗脸的叔子迎了上去，“裸双袖，水濡濡滴髭髯”（《先叔兄纪略》，《魏季子文集》卷一五）。彭、林从此定居宁都，终老于斯，而关乎他们大半生的决定，不过赖有与素不相识者的一夕之谈!
在这个故事中，魏氏兄弟（尤其叔子）无疑是主动的一方。他们像是等在那里，终于等到了期盼已久的人物。这样两个志士的邂逅，无疑出自乱世的一种安排，事后看来，未尝不值得感激——他们的确对此心存感激。而在易堂，这确实属于那种决定性的时刻。毋宁说易堂就诞生在彭、魏相遇的一刻，尽管这一时刻其他人物尚未全数出场，或虽已到场却隐在他人的身影里（如林时益）。
魏叔子、彭士望，属于任一群体都要有的“核心人物”，群体的“灵魂”。在他们遇合之前，自然有其他的结交，甚至比屋而居、情同手足（如魏氏兄弟与曾灿）。但在彭士望、魏氏叔季一再记述的这一幕发生之后，似乎一切都有了变化，为一个群体所需要的“同志之感”，终于发生了。两个同样**四溢的人物由此相遇，此后又不断地彼此点燃，并试图引燃周围的人，在赣南的一处山中，不倦地营造诗意，甚至感动了方以智、施闰章这样的人物。
无论在叔子还是彭氏，那都属于一生中仅能一次的遇合。直至康熙十九年（庚申）叔子病逝，彭士望还感慨万千地说：“叔之人，非常人，吾与叔之交，非常交。”（《与门人梁份书》，《树庐文钞》卷二）由传世的文集看，“九子”中热力四射且互为映照的，确也是彭、魏。情况很可能是，魏叔子、彭士望的内在需求，借诸乱世寻求满足。“危机时刻”的个人意义不妨人各不同。在魏禧、彭士望，惟那一特定时刻才有可能造成如此深切的“相依存”之感，此感因此即成永恒，成为了永久的怀念。
较之魏氏兄弟，彭士望的政治阅历，的确丰富到了不可比拟。他曾师从明末大儒黄道周，曾一度在史可法幕中（陆麟书《彭躬庵先生传》，《树庐文钞》）。彭氏本人致书方以智之子方中履自述平生，说自己早年“倾家急难，借躯报仇”，“任侠为狡狯”，明末颇事结交，“为阁十楹，居四方之客”（同书卷一《与方素北书》）。叔子也说彭氏避地宁都后，还曾应杨廷麟召，“护军西行”（《彭母朱宜人墓志铭》，《魏叔子文集》卷一八）。
较之上述事迹，对于本书所叙述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彭士望与魏叔子，都属于那种钟情于朋友的性情中人，较之常人更容易达到忘情无我的境界。他们的“久而不回”的坚韧，由此而得以证明。这或许竟是他们的最大成就——两个人都热心于用世，世道却使他们归于无用；而他们却终于以其坚韧，成就了一段友情。
由彭氏本人的文字看，这是个性烈如火的男子。他曾说自己“褊心躁气”（《葑刍别同学诸子》，《树庐文钞》卷一〇），说自己少年时读书，“至生死盛衰磊轲不平事，辄抵几痛哭，愈疾读，声泪湓溢”，激愤之余，恨不能“剖割”了那厮（《与方素北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