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堂是明清之际以避乱为机缘，有着明显的地缘、亲缘色彩的士人结社。地缘、亲缘，自然与战乱造成的地域分隔有关。彭士望与林时益，邱维屏与魏氏兄弟，本来就是亲戚，林氏的幼子后来又做了彭氏的女婿。此外，如彭士望之子娶魏季子之女，林时益之女适邱维屏之子，彭任之女适李腾蛟之子，魏伯子之女适彭任之子，魏季子之子娶曾灿之女……魏季子在诗中说：“我有邱氏甥，嫁为曾子妻。”（《读宋未有黄孝节妇传》，《魏季子文集》卷二）亦亲亦友，关系错综交织。甚至“九子”的后人间、后人与门人间，也互为婚姻，如叔子的嗣子（系季子之幼子）就娶了叔子门人赖韦之女。
战乱固然鼓励了流徙，使“友道”具有了严重意味，却同时因了地域分割，宗法关系也得以强调。即如易堂，就以准宗族形式强化了群体认同。那种狭小空间中的密集生存，确也有助于亲族关系的推演。在当时，亲密之感，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彭士望《翠微峰易堂记》说，当戊、己间易堂最盛时，“节序岁腊，会堂上饮食。春秋祀祖祢，相赞助合馂。平居书名，称友兄弟，如家人礼，子弟亦如之。常易教，不率，与笞，无恒父师”（《彭躬庵文钞》卷五）。以此形容诸子的亲密程度——亲密到如族人、如家人。叔子也说：“吾友之母如吾母，吾弟之友如吾友。”（《寄寿岭南何母七十》，《魏叔子诗集》卷五）
尽管如此，易堂仍然不是宗法性质的群体。魏禧、彭士望所乐于强调的，也是诸子志趣之合。彭士望就说过：“夫地逼易嫌，望奢多怨，扞不可入而纷不可总者，惟族为然。”（《魏徵君墓表》，《树庐文钞》卷九）
4
易堂故事也如其他故事，有其发端以至尾声；发生于其间的大小事件，波澜迭起，为叙述提供了动力。这故事的“发端”，在易堂人物的叙述中，魏叔子与南昌人彭士望的遇合，最足作为标记。我不知道倘若没有两个人物的一番邂逅，以下的故事还能否演出；可以肯定的是，其精彩性必定要大打折扣。
时在乙酉，甲申北京陷落的次年，地点则在那时宁都的南关。是一个秋日，魏叔子与彭士望，在临河的一处宅第前相遇了。作为易堂的核心人物，这两个人戏剧性的邂逅，在事后的叙述中，犹如小型的创世神话，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三十年后，彭士望还记得，那年六月，他携家眷由南昌避地南下，只身三次到宁都，却为人所骗，正在彷徨，一个少年来到了面前，那少年“颀然清癯，角巾蓝縠衣”，说自己是魏凝叔，“慕君久，幸过一言”。就此“携持入小东园，语不可断”。甚至当自己洗浴时，魏叔子也站在水盆边说个不停。“比夜漏下三十刻，予曰：‘定矣，吾决携家就子矣。’……”（《魏叔子五十一序》，《树庐文钞》卷七）这年叔子二十二岁。
这段遇合在两个当事者事后的追述中，有详略及侧重的不同。魏禧说，彭士望前此已经由别人那里得知了叔子，既与叔子“立谈定交”，就决计与林时益携妻子相就。叔子详细记述的，是如下场面：那天早上船到的时候，叔子刚起床，听到消息，即“蓬头垢面襆被走砂碛相见，慷慨谈论”，每谈到佳处，彭氏就摊开两手向同来的林时益说：“何如？”（《彭躬庵七十序》，《魏叔子文集》卷一一）两段记述，在时间上前后衔接，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在叙述同一过程时，他们不但截取的片段不同，且相互写照，写自己记忆中的对方，写各自印象最深的细节。叔子上述寿序写在他病逝的前一年，开篇就说：“余乙酉年二十二，交躬庵先生，至今三十五年如一日，虽一父之子，无以过也。”三十五年，实在是一段韧长的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