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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身之前想象中的赣南是潮湿的，到处氤氲着水气，树木无不“霜皮溜雨”，郊野则一色的青碧。已是农历四月，我知道桃花已然开过，梨花也开过了，开残了的，还有油菜花，曾将南国的春天涂染得一片金黄。我知道雨雪霏霏的早春刚刚过去，那一片粉绿，茸茸的绿，想必冷清而寂寞。当我走近宁都时，春色已老，热浪正待由遥远的某处袭来。
宁都并非如我行前所想象，笼罩在翠微峰巨大的山影之下。“易堂九子”隐居的翠微峰，是一座不高的山——我第二天就看到了。
乾隆六年刊本《宁都县志》黄克缵《旧志前序》曰：“赣东之邑，宁为大，幅员之广，财赋之繁，衣冠文物之盛，甲于诸邑。”易堂诸子却像是乐于强调宁都的“僻”。魏禧曾自说“僻处南服之下邑”（《与富平李天生书》，《魏叔子文集》卷五），尽管是应酬中的客气话，也未必不包含了身分意识。其弟魏礼也说：“宁都僻处江西之末，距省会千三百有余里，地介闽、广，而货产不饶。”（《宁都先贤传》，《魏季子文集》卷一五）古人讲究地望，叔子在这一点上，的确无可夸耀，宁可用一种自我贬抑的态度，比如说自己乃“江右鄙夫，县最僻”（《与李翰林书》，《魏叔子文集》卷五），自称“赣州宁都之贱士”（同书卷六《上郭天门老师书》）。魏礼在书札中向别人介绍自己，劈头一句就是：“礼，赣南之鄙人也。”（《魏季子文集》卷八《与梁公狄书》）李腾蛟更着意渲染，说“豫章（江西）居江湖之僻，虔（赣州）僻于豫章，梅川（宁都）又僻于虔”。看来没有比宁都更足称“僻壤”的了（《李云田游豫章诗序》，《半庐文稿》卷一）。我怀疑当他们说这些话时，未必真的有那么自卑。三百年后宁都之“僻”像是如故，只有公路可通。
宁都旧城已无遗存，无从想象三百年前的街巷、市廛。但易堂九子在这里，却像是一些家喻户晓的人物。在此后的几天里，我们不断地看到“易堂”的字样，听到人们提起这名目。当地人——由文化人到山间板屋中的老衲——用了方言的对话中，我所能分辨的，只是这个被反复提到的“易堂”。
说“家喻户晓”仍不免夸张。我相信只是在目标明确的“寻访”中，我才不断地发现与“易堂”有关的痕迹，发现地方当局与当地文化人记忆这些人物的有意识的努力——几乎所有与“九子”有关的遗迹，均被作为文物受到了保护。谈论“易堂”的宁都人，毋宁说在寻找述说地方史的方式——通常所认为的“历史”，总要由人物标记的。但无论如何，事实的确是，一进宁都，我们就感觉到了“易堂”的存在；在此后的几天里，随时感觉着它的存在，以至那班人的呼吸像是还留在周遭的空气中。
所谓“易堂九子”，即魏氏兄弟魏际瑞（善伯）、魏禧（凝叔）、魏礼（和公），“三魏”的姐丈邱维屏（邦士），与他们同里的曾灿（青藜）、李腾蛟（咸斋）、彭任（中叔），以及来自南昌的彭士望、林时益（确斋）。魏氏兄弟当明清之际，是名重一时的人物，时人依了顺序分别称伯子、叔子、季子，其中叔子魏禧最为知名。
“九子”外，易堂还应包括他们的若干子弟门人，如魏氏子弟魏世杰（兴士）、魏世傚（昭士）、魏世俨（敬士），以及易堂门人梁份（质人）、吴正名（子政）、任安世（道爰）、任瑞（幼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