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为那本《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撰写“续编”，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刘景琳先生来约一本“文化寻踪”性质的小书。我想到了明清之际赣南的易堂。“续编”中将有一组以易堂为分析材料的论文，写作时曾为不得不舍弃一些生动的材料而惋惜。倘若没有此次稿约，也就一任其被舍弃，这时却有画面由记忆中浮出，一群三百年前的知识人，似乎隔着一大块时空在向我呼唤。
不必讳言在长时间的“论说”之后，“叙述”对于我的吸引。“易堂”在我，是可供叙述的材料。或许只是为了“叙述”，只是不忍舍弃“叙述”，才终于想到写这一本小书的。我也依然在寻求挑战，包括寻找文体、笔调，寻找别种表述的可能性。随笔这种较为自由的文体，自然有助于缓解“做学术”的紧张，将被“学术文体”筛除的零碎印象、感触，搜罗拾掇起来。至于一再写到易堂，并非出于“价值”方面的估量。我确也不认为这一群体有何等重要；我的意图不过在借此个例，打开某些被忽略的视域，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丰富性得以展现而已。
有明一代，江右曾经是王学重镇。赣州虽与泰州学派一度活跃的吉安相邻，魏禧、彭士望对王阳明也备极倾倒，却与王氏发起的思想运动以及上述思想派别没有多少关系，与江右王学中人所从事的社区改良活动也无关。他们不在那一传统中。因而本书所叙述的群体不但不具备思想史的、也不具备社会史的重要性。写这题目，我的兴趣仍然在“人”，在特定环境中人的生存方式与人生选择，在那一时期士人的所谓“心路历程”。易堂吸引了我的，毋宁说是其“表述”，尤其其中人物的自我刻绘与彼此状写。我曾由易堂诸子的文集中读“言论”，这回则是读“性情”、读“行踪”、读人与人的关系。这一班士人的文集中，确也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可据以想象其人的材料。
凭借了写作本书这一机缘，我得知了出于特定目的的阅读会有何种取舍，在通常的论文、论著写作中，我所舍弃的是什么。由此又不免想到“学术方式”的代价——即如有妨于面对生动的“感性”、“个人”、“日常”，丰富的差异、多样。
既取叙述而略论说（只是简略，而非省略），对于文字材料的选择自与论著不同；又因系“寻踪”，对时间、方位不能不有一份敏感——后者更是我平素阅读中一向忽视的。当着借重了时间线索给予叙述的便利，却又想到，对于时间作为标记的依赖，是否也将过程简化、因果化了？那些线索似乎本不应当如此清晰，以至由三百多年后的今天看过去，人物的人生轨迹历历分明。
我自然明白，收入其时士人文集的，多半属于准备日后公诸于世的文字，包括书札，“私人性”不能不大打折扣。那些叙述是在既有的文体规范，以至流行的言述方式、语言策略中生成的。我写作本书所凭借的文集，有一些在著者生前即已版行，有极其自觉的阅读期待。你因而难以窥入更日常的空间。你被阻挡在了那些精心修饰过的文字之外，阻挡在了娴熟的文体技巧之外。我自然还想到，不止文体规范、言述策略，而且流传中的遗落、刊削，都预先决定着我的“寻访”所能抵达的边界。即使如此，我也仍然认为，明清之际士人文集中大量的自传性材料，是值得珍视的资源，其中有“正史书法”所摒弃的丰富的“人性内容”。而大量的遗民诗，是遗民研究的重要材料，其中甚至保存有可供考察其时士人物质境遇的丰富材料。所有这些资源都有待于开发。
近年来创作界流行“用脚步写作”，据说那方式是“空着脑袋大胆上路，边走边写互动传播”（《中华读书报》2000年7月12日）。江西教育出版社这套丛书的设计，未必不因于时尚，尽管“文化寻踪”，本有此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