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时益的以宗室身份而从事垦殖，令人想起老舍笔下那些顺应时世而调整了自己的旗人贵族。或许因了对于老舍的阅读经验，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尊严的姿态。林氏也正如老舍的那些人物，纵然从事“贱业”（“身杂佣保，治火药”等），也仍然将那份教养、才情写在眉目言动中，令人不忍也不敢轻薄。
李萱孙说，迁居冠石后的林氏，“常至江南，欲渡淮而返，间走一二百里，负茶自卖之”（《朱中尉诗集·叙》）。上文已经说到了诸子的谋生之道，与诸妇的辛劳。由林氏的诗大致可以相信，他以自己的躬亲劳作，与其妇分担了物质生存所不可免的琐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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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如这一种人家的子弟，林时益“幼奇慧”，精于棋，善草书，能诗，到了自食其力的时候，所制的茶也非俗品。冠石的林时益种的是茶，而非薯、芋（尽管也可能同时种了薯、芋）。易堂中人所写关于林氏的文字，似乎也要写到了其所制的茶，才滋味醇厚，文字间像是飘散了一层茶香。那是一种生活的气味，有可能是林氏——其时他还叫朱议霶——曾经熟悉、寝馈其间的。
在那个时代的士大夫，茶品中有人品，张岱、冒襄一流人，于此最能精赏：那是一种训练得极精致的知觉与审美能力。我猜想，即使林氏自己负了茶去求售，那心情肯定也与寻常茶农或茶商有所不同。至于遗民而种茶、制茶，风味更与平世有别。传状中的林时益，平和乐易，倒可能正因了其背景中、骨子里与俗人的这一点不同。据说林氏“以意制茶”，也正是将有关的工艺过程当成了创作，更近于文人行为。至于林氏所制“林茶”，倘若真的如诸子所说的那样，当属茶中“逸品”的吧。
落魄之际荷锄运锸，其他人未见得不能，而当此际仍然能沉湎于创造，必定是素有才情风致的文人。遗民中另如巢明盛的葫芦工艺（《思旧录》，《黄宗羲全集》第1册），周齐曾的制作竹木器具（《余若水周唯一两先生墓志铭》，同书第10册）——你只能说，慧业文人即使在生存的艰窘中，也不至磨灭了创造热情与灵气。那些葫芦、竹木制品也是一种诗，呈现以实物形态的诗。林时益也如是。种茶，尤其制茶，是生计，也是人生创造，犹如曹雪芹的制作风筝，风雅寓于技艺。
林时益似乎乐于被方以智指为“茶人”。他也自居茶人，说“茶人最爱春山晴，二月三月雨淋铃”（《癸卯三月送魏叔子之高邮……》，《朱中尉诗集》卷二），还曾在诗中写到制茶工艺。制茶毕竟不同于饮茶，如周作人所写的那样，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与二三人共饮……”（《雨天的书·喝茶》）。叔子写危习生的制茶：“当春之谷雨，茗柯萌芽，雨晴间作。日蓑笠采摘，夜则立茶灶至日出。武火赤釜，手亲釜簸弄，十指皮瀔起，如被炮烙”（《危习生遗诗序》，《魏叔子文集》卷九）——林氏制茶的辛劳，自然可以据此想象。林时益自己也曾在诗中写到过春末制茶的彻夜不眠，“茅屋鸡声叫东日，镫光犹向锅头炒”（《寄楷瘿瓢冠茶为谢约斋先生五十寿》，《朱中尉诗集》卷二）。所谓“林茶”，得之何尝易易!
乾隆六年刊本《宁都县志》卷六《人物·寓贤》林时益传，说冠石“左有东岩，遍植桃李，春月摘茶时，如入桃源”；林氏“风韵潇疏，尝布冠竹杖游行岩壑间，歌声出金石，荷锄相和答，见者以为桃源中人”。甚至叔子，也由自己的趣味，将林氏及“冠石子弟”的力田诗意化了。虽则我在下文中还将说到，叔子并不就欣赏林时益的耕山，李腾蛟也说“学圃非吾事”（《新春雨后督家仆治圃二首》，《半庐文稿》卷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