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时益的特别，自然也因了他的宗室身分。他是所谓的“奉国中尉”。他的易堂诸友像是很在意这身分，叔子为他撰传，题作“朱中尉传”而非“林时益传”，就可以证明。王世贞说：“国家待宗室，自亲王至中尉凡八等。”（《策》，《明经世文编》卷三三五）“亲王之支子，尚得为郡王；郡王之支子，始为镇国将军，从一品。镇国之子为辅国，从二品。辅国之子为奉国，从三品，皆将军。奉国之子为镇国中尉，从四品。镇国之子为辅国中尉，从五品。辅国之子为奉国中尉，从六品。自是虽支庶皆得称中尉，不为齐民。”（《同姓诸王表序》，同书卷三三三）经了二百多年宗室的繁衍，到明末，“奉国中尉”正不知有几何；但此“中尉”确有不同于他“中尉”者，因而像是获取了专有“朱中尉”一名的资格。当然，刻意提示宗室身分，也为了表达对故明的怀念。不知易堂诸子是否确也时时意识到其人之为“朱中尉”的？
林氏原名朱议霶，字作霖，“国变”后更姓林，字确斋，句容人。据叔子说，直到明亡，“宁藩支子孙”横暴依旧（《朱中尉传》）。其时的奉国中尉朱议霶，当属于宗室中寥若晨星的贤者。李萱孙说，当明亡之际，林时益曾受其父之命，与“奇材剑客、四方负异奇杰士”游，“慨然有当世之志”（《朱中尉诗集·叙》）。林氏未必没有政治才具。《宁都县志·林时益传》，说他曾佐其父治邑，“老胥惊服，奸不得行”。九子中，说得上有“家国之恨”的，只是林时益与曾灿；林、曾的诗文，对此却并不渲染，未知是否因了禁忌。林时益的诗作中，写到这段惨痛经历的，只有五律一首，题作“乙酉夏舣舟梁家渡，约六弟偕上，而六弟即是秋与七弟病死梅川；戊子，陈氏姊避兵死西山；今乙未，萧氏姊又坠楼死。先君之子十二人，存者仅高氏姊及予二人而 已……”（《朱中尉诗集》卷三）由此可知，林氏的六弟、七弟，是随他到了宁都（梅川）后病死的。或许正因有如此伤痛，才更有林时益那一种含了坚忍的平淡的吧。
林时益像
天崩地坼的历史瞬间，宗室的命运，是另一个有趣的题目。明宗室成员的应对，大可与清末、民初的另一宗室相比较，其间有多少可悲可笑、令人心酸、令人心情复杂的故事。林时益的故事却很平常。这故事的最重要的情节，竟是携家到冠石躬耕。叔子写他所见冠石，“雨后泥侵屐，山深花落锄”（《冠石草堂值温晋上》，《魏叔子诗集》卷六），说得很亲切。对于通常文人笔下的“躬耕”切不可当真，以为其人真的躬操耒耜。那多半不过是一种诗意表达而已。但林时益的种茶制茶卖茶，却是真的。即使不能亲自运锄使犁，他也常常手持长铲，制茶之外，似乎还曾放牧（《牧》，《朱中尉诗集》卷二）。既然能“身杂佣保”，从事贱役，躬耕在其人，想必不需要下很大的决心。虽然是所谓的“天家之子”，林时益却像是天然地不耻于劳作。他的冠石耕山，未必自以为纡尊降贵，如人们设想得那般痛苦。其实不惟明末，即清末也颇有此种故事，足以为困境中人的生存能力作证。
关于林时益的冠石种茶，叔子的叙述是：“既日贫，中尉曰：‘不力耕不得食也。’率妻子徙冠石种茶。长子楫孙、通家子弟任安世、任瑞、吴正名皆负担，亲锄畚，手爬粪土以力作，夜则课之读《通鉴》、学诗，间射猎、除田豕。有自外过冠石者，见圃间三四少年，头著一幅布，赤脚挥锄，朗朗然歌出金石声，皆窃叹以为古图画不是过也。”（《朱中尉传》）你在这图画中看到的几个青年，即下文将要讲到的“冠石子弟”。他们不是林氏的“隶农”，而是助其耕山的子弟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