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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宁都对于易堂的珍视适成对比，南丰大约因为有了曾巩一流人物，明清之际的谢文洊和他的“程山学舍”，似乎已不大为人所知，倘若没有县文联的曾先生奔走询问，我们或许会放弃了对于学舍遗址的寻访。
彭士望《程山堂碑记》：“程山居城西，偏石圆砥，可坐数百许人，在独孤及弹琴马退石之左，林塘幽阒，修竹翳如，堂三楹，馆室亭榭凡数处。”（《树庐文钞》卷八）那块巨大的圆石居然还在，其上是一座地藏寺。曾先生说，“琴台晴雪”，曾经是“南丰八景”之一；地藏寺后的山下，现在还有池塘数处。这一带原有“程山路”；看来至少不久前，“程山”还被人们以这种方式记忆着。
同治十年刊《南丰县志》四《山川志》：“若夫山之在城中者，曰马退山……唐县令独孤汜尝月夜偕弟及抱琴游此，后人琢石为琴形，因名琴台石。”琴台石下即程山，亦曰程家山，谢文洊讲学处。谢本量《秋日登程山》诗曰：“极目苍凉地，秋风扫故庐。先人一片石，此日半园蔬。心事沧桑外，生涯薇蕨余。空堂悬俎豆，不解读遗书。”（诗见民国十三年刊本《南丰县志》卷一《山川》）——正与易堂的荒芜相映照。
南丰·地藏寺
明代宁都属赣州府，南丰属建昌府。我们乘车由宁都到南丰，不过用了一个多小时，而三百年前林时益探访谢文洊，舆中舟上，竟有三日的行程（《癸卯五日早至程山值谢约斋先生外出》，《朱中尉诗集》卷四）。交通的不便，并不曾妨碍易堂、程山中人频频往还。
“易堂九子”因有伯子，不能算做“遗民群体”；程山六子也出处不一，其中黄熙（维缉）是以进士的身分到谢氏门下的，且如上文说过的，“常与及门之最幼者旅进退”，“唯诺步趋惟谨”（《黄维缉进士五十序》，《树庐文钞》卷七）。谢氏门下还有封濬其人，年四十有二，原是谢氏的友人，一旦执贽，即“俯首称弟子”（《封位斋先生墓志铭》，《怀葛堂集》卷七）。“六子”之一的甘京，也是“以平交从为弟子”的一位（《封位斋传》，《草亭文集》）。那个时代很有这类故事。
易堂的“无恒父师”，竟也扩大到了易堂之外。不但一“堂”之人互为师友，且令子弟受业于“堂”外之友。梁份因了谢文洊的推荐，得游彭士望、魏叔子之门，而彭氏则曾携了子、婿，“读书独孤之琴台”。因“笃服”顾祖禹，彭士望甚至以垂暮之年，行数千里领儿子师事之（《顾耕石先生诗集序》）。程山的甘京也曾携子到易堂（《论寿甘健斋五十文》，《邱邦士文钞》卷1）。不惟易堂，那个时期士人中志同道合者，即使对于门人子弟也不肯“私”之，而将作养人才视为共同事业。
不同于易堂，程山是个理学群体。谢文洊颜其堂曰“尊洛”，将学术取向标得很明白。叔子说程山、易堂，“各有专致”（《复谢约斋书》，《魏叔子文集》卷五），说的就是易堂的经术、文章，程山的理学。宗旨、取向有如此的不同，也无妨于叔子以程山为“性命之友”（《与富平李天生书》），于此也见出气象的宽裕。
程山中人也并非都有道学方巾气，其中的甘京当少年时，“风流跳**”，甚至粉墨登场，“以身试优伶”（《甘健斋轴园稿叙》，《魏叔子文集》卷八）——易堂像是没有这等人物。这一时期的士人因了地域的聚合，难免于成分之杂，或许也因而少了一点故明党社往往不免的排他性？
至于程山、易堂两个群体进行的，是极其严肃的交往。据彭士望的上述《碑记》，易堂诸子过程山，“必出所撰著述，近日行事，讲贯连日夜，互为规益”。却也有轻松的时刻。叔子就曾记述他在程山，酒后，站在池边，受谢氏之命讲《左传》。“冬日和畅，微风动竹，日影倒射竹尾”，叔子“倚树指顾”，“反复数千言”，“闻者二十许人，皆欣欣动颜色”（《告李作谋墓文》）。这真是一种美好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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