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大学的前一年，被黑龙江出版社借调了三个月。那三个月里，他家的常客不再是我的母亲，而是我自己了。出版社自然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相比平民百姓，知识分子显然是更加忧国忧民的。那时的中国，并没有麻木不仁的中国人胸中忧成块垒，积怨如地火般悄然运行。我每天在出版社都会加入值得信任的人之间的“私议”。而我在他家里，也就不仅仅是只讲故事给徐彦听了，而是“讲政治”给他的父母听了。至于他，倒成了旁听者。他的父母，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有社会良知的人。每逢我讲到义愤时，他们竟也情不自禁地插话，诅咒祸国殃民之流。我讲到希望所在时，他父亲还会激动得陪我吸一支烟。我是极少数由他父亲陪着在他家吸过烟的人——他父亲一年也吸不了几支烟的。
每次我走他都会送我，有时送出很远。
他不止一次告诫我：“千万记住我爸妈的叮嘱，那些话绝对不能跟别人说。你以为有的人值得信任，可万一你的感觉错了呢？人出卖人的事咱们知道的听到的还少吗？……记住行吗？”
他那时的口吻，更像一位院长嬷嬷了。
我答应了他。
他又说：“我可不是怕万一你出事了，我和我父母受你牵连。枪毙你你都不会出卖我们的，这我绝对相信。可……你是我最不愿失去的朋友啊！你如果出事了，我不是就连个与我通信的朋友都没有了吗？……”
那时我不由得站住，凝视他，整个心感动得发烫。
当年，当年，当年真是不堪回首，思想竟成了令亲友们极度担心的事。
当年，当年，当年真是难以忘怀，有那样的同学间的情义，如同拥有过美好爱情。
因为在邪恶年代也曾拥有那样一种情义，我要在我死前对这个世界虔诚地说一声“谢谢”。
去年我回老家，跟前文提到的几名同学聚在了一起。我十几年没见过他们了，大家都老了，也都还在为各自的家辛劳。树起两口子都退休了，他曾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开过一个小饭店，没挣到多少钱还累出了心脏病；徐彦为了帮婚后的儿子还房贷，退休了也还在找活干，在外县的一处工地上开大型挖土机；志松从一份医学杂志总编的位置退下来后，在家带孙子，偶尔打打麻将；云河、玉刚、松山也都白了头发。彼此脸上都有被人生折腾出来的沧桑，却又都竭力表现出快乐，想要给朋友们留下毫无心事的印象。然而我清楚，每人都有各自的远忧近虑。
树起缓缓饮了一口茶（他心脏做手术后滴酒不沾了），看着我慢条斯理地说：“现在，咱们对这家伙，终于可以放心了。”
志松反应快，紧接着说：“当年你们几个托付给我的责任，我可尽到了啊！他后来在复旦大学上学，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北京，有次出差去南京，还专程绕到上海，告诫他务必学会保护自己呢！……”
云河笑着说：“做得对，应该表扬！他上大学那三年，据说中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人更多了。”
“要说现在咱们对这家伙可以放心了，那也还是早点儿。什么时候他不写了，咱们才能彻底放心。”松山说道。
玉刚说：“现在中国没有反革命罪了，而且，我看这家伙的思想也不像当年那么‘反动’了……”
说到这儿，大家就都笑了。
徐彦待大家笑过，也看着我说：“别深沉了，讲讲吧！”
我问：“讲什么啊？”
他说：“讲国家呗，你当年最爱讲国家大事的呀！”
我想了想，说了这么一番话：“中国现在问题很多，有些社会矛盾又突出又尖锐。可即使这样，我也还是觉得，倒退回去肯定不是出路。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儿女，从前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相比，是一个无望的国家和一个大有希望的国家的区别……”
玉刚乐了：“都听到了吧？不但不反动了，还特革命了呢！”
志松接着不客气地说：“你小子打住！当你是谁呀？大领导呀？给我们作报告呢？不许装模作样了，喝酒喝酒！”
于是除了树起，我们都擎起杯来一饮而尽。
大家刚放下杯，树起又说：“但这家伙刚才的话，我完全同意。”
云河问：“咱们刚才反对了吗？”
松山他们几个就摇头。
志松给大家杯里斟满酒，站起来，朗声道：“本人提议……”
我抢着说：“为情义干杯！”
志松说：“错。我要说的是为中国的大有希望干杯！咱们晚年的幸福指数还指望这呢，过会儿再为情义干杯！”
于是大家都站了起来，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树起以茶代酒，也将杯里的茶水喝光了。
都老了的我的亲爱的几位中学同学，记得那时一个个写着倦意的脸上，呈现着难掩的期盼了……
2011年6月12日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