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以我们的学校为中点，我们几个的家在同一边，而他的家在另一边。每天放学，一出校门，我们和他便“分道扬镳”了。在学校，课间我们也不怎么主动接触他。他终究还是成了我们情义小团体的一分子，起先是因为“文革”。“文革”中我们的身份虽然还是中学生，却不上课了。于是以前不怎么来往的同学，也开始接触了。后来，则是由于我和他的关系一下子变得亲近了。我们初一下学期，我的哥哥患了精神病；我们初二上学期，他才读小学三年级的妹妹，因为在学校里受了点气，隔夜之间也不幸成了小精神病患者。我母亲听我说了，非要我带她去徐彦家认认门，为的是以后能经常向他的父母取经，学习怎样做好患精神病的儿女的家长。无奈之下，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带着母亲去到了徐彦家。怕自己无聊，我还带了一本《希腊悲剧选集》，也是从邻居家收的旧书堆中发现的。
母亲和徐彦的父母说话时，徐彦将我带到了他的房间里。他的沉默寡言加上我的自卑心理作怪，我表现得极矜持，低头看书而已。他坐在我旁边表现着主人应有的热情，隔一会儿就找话跟我说。要是他不说什么，我也不开口。终于，他问我看的是什么书。这一问，打开了我的话匣子，跟他说起了书里的故事。两个多小时后母亲才起身要走，徐彦还没听够呢。几天后他受他父亲的吩咐，到我家来送安眠药，我向他展示了我犯禁收藏的十几本书，建议他选一两本带回家去看。
他说：“这些书以后中国不会再有了，如果别人在我家看到了也跟我借，万一还不回来怎么办？我这人嘴软，别人一开口借，我肯定会借给的。”
我说：“那我也认了，绝不埋怨你。”
他想了想，却说：“我还是不借的好。以后咱俩在一起，我听你讲就是了，我爱听你讲。”
后来，母亲经常独自去他家，成了他家的常客。因为儿女患同一种病，我的母亲和他的父母之间，渐生相互体恤的深情。当年即使有证明，也只能一次从医院买出十几片安眠药，而徐彦的父亲，可以为母亲一次买出一小瓶来，这减轻了母亲总去医院的辛苦。自然地，我和徐彦的关系也逐渐亲密了。我以每次见到他都给他讲故事的方式报答他父亲对我家的帮助。
他哥哥参军了，他妹妹有那样的病，他母亲还有心脏病——综合这些理由，使他可以免于下乡。
我下乡后，每次从兵团给他写信，都拜托他去我家替我安慰我的母亲、教导我的弟弟妹妹们听母亲的话、实际看一下我哥哥的病情。而他对我的嘱托一向当成使命，往往去了我家，一待就是半天。其实我觉得他并不善于安慰人，却是特有耐心的倾听者。他的心如院长嬷嬷一般善良。我想我的母亲向他倾诉心中的悲苦时，一定也仿佛向对有着宗教善良情怀的人倾诉吧。
他是个天生看不进书的人，也是一个天生懒得给别人回信的人。他竟回了我几次信，那于他真是难能可贵的事了。
“我到你家去了，带去了我父亲替你母亲买的药，和大娘聊了两个多小时的家常。你家没什么更不好的事，你也别太惦家……”
“我也很寂寞。厂里还有许多人热衷于搞派性斗争，很讨厌。同学们都下乡了，周围缺少友谊，更没人给我讲有意思的故事听了……”
他信上的字写得很大，也很工整。看得出，每多写一行字，他大概都要想半天。
我虽精神苦闷，情绪消沉，但写给他的信，内容一向不乏发生在兵团的极有趣的事。我不愿用我的不快乐影响他。
故他给我的回信中，也曾写过：“读你的信，是我愉快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