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到了北大荒以后，我并没太让他操心过我的思想和我的嘴巴。远离了城市，“家愁”不用每天直接面对了，令我厌恶的现象也看不到了，心情便豁然开朗了。不太习惯的是每天三顿饭前必得正儿八经地“敬祝”一番。以前都是在家里吃饭，完全没有这般经历。但到了连队，别人都这样，自己不习惯也得习惯！在食堂吃饭的老战士们原本也是不做这番动作的，见几名女知青带头，其余的知青们也都贯彻这一“革命”的日常仪式，也只得效仿了。志松倒是很适应，甚至还有几分喜欢。当然，他也看出了我的不情愿。
某日，他背着人问我：“敬祝的时候你怎么像是被迫的？”
我告诉他，我读过一本法国人写的关于宗教的书。那本书里说，一日三餐是每人每天最重要的事，三餐不保，人心发慌。而宗教规定的餐前祈祷，其实从心理学上看，是一种日复一日的暗示方法。而革命，不该借助宗教手段……
他问：“你怎么能看到这样的书？”
我说：“我家隔壁收破烂的邻居收回来的一本残书，没头没尾。我一翻，觉得里边在讲我不知道的知识，所以就带回家读完了。”
他又问：“后来书呢？”
我说：“一本没头没尾的书，不值得收藏起来，做饭时烧了。”
他一拍我肩，“烧了就对了！我也同意你的想法。但那你也得装出高兴‘敬祝’的样子，而且绝对不能对别人说起你刚才那番话！”
其实，不仅志松，树起、云河、松山、玉刚四人，也都同意我当年对现实的不少看法。我记得云河曾当着我的面对另外三人说，有时候喜欢听我的一些想法。而平时最为少言寡语的玉刚则说过：难怪“文革”一起，首先要烧书……
又一次提到这事，志松说：“忘了那本书里是怎么写的！你要把‘敬祝’当成好玩儿的事，我就是当成好玩儿的事。或者，心里也可以这么想，咱们真正敬祝的是咱们爸妈。”
我愣了愣，原来他心里是这样想的！
从第二天，一日三餐他必叫上我和他一块儿进食堂。他先大声说出头几句，我只跟着说“万寿无疆”四个字。
这种“仪式”并没持续多久。麦收一开始，所有知青都领教了什么才叫“累”，人一累，谁都没那种坚持下去的精神了……
我下乡前，家中被褥正好够家里用，所以我只带走了一床旧被子，没带褥子。第二年的布票棉花发下来之前，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睡在志松的半边褥子上。半夜一翻身，每每和他脸对脸了，正所谓“同呼吸，共命运”，他家替他考虑得周到，他带的东西齐全。而他的，基本上也可以说是我的。他的手套、袜子、鞋垫、短裤、衣服，我都穿过用过。他还多次向其他知青声明：我有保护梁晓声的责任啊，谁欺负他就是欺负我！尽管没什么人欺负我，但是他是真的可以随时为我出头的。
1969年的10月末，又一百多名知青在深夜被卡车送进了连队。他们还没全从车上下来，我和志松就听到谁在一声接一声喊我俩名字。我循声过去，车上站着云河、松山、玉刚三个！
沉默寡言的玉刚一见我俩，乐了，大声说：“要是你俩不在这个连，那我们仨就不下车了，肯定再坐这辆车返回团部，打听清楚你俩在哪个连，要求团里重新把我们分去！”
我和志松自是喜出望外，逐个拥抱他们，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他们三个本是可以去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团的，为了能和我俩在一起，才报名到了离哈尔滨最远的地方。
志松埋怨他们没写信先告知一下，云河说就是要给我俩一个惊喜嘛！松山憨厚，说因为是临时决定，走得急，只从志松家和我家各要了一封带给我俩的家信就来了。
那时树起已如愿在上高中。不过仅仅一年之后，他也下乡了，而且失去了来兵团的机会，插队去了黑龙江省边陲的饶河边上一个鄂伦春族为主的小村。他从那个小村寄了信给我们，我们才知道这些，个个都怅然若失，觉得这实在是我
们的也是他的大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