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去到了松江拖拉机厂。那完全是没有任何报酬的义务性劳动。我们是不怕累的，因为累而多吃了家里的口粮也在所不惜。但，那个厂里的工人阶级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派，一派人多势众，叫“革命造反团”；一派人少，以老工人为主，叫“红色造反团”。“红色”的先是被“革命”的视为“不可救药的保守组织”，后又干脆被宣布为“反动”的了。偏偏我们参加劳动的那个车间里，基本全是“红色造反团”的
老工人。他们对我们爱护有加，我们觉得他们都很爱厂，都很可敬。学工的学生只埋头苦干是不行的，还要积极参加工厂里的“造反劳动”。“革命”的造反，“红色”的也造反，究竟应该跟随哪一派，我们困惑了，为难了。
树起倒很民主，其实也是没了主张。他说听大家的。
云河说：“我觉得曲师傅一点儿都不反动，是个好工人。让人家伤心的事我不做——曲师傅是带领我们劳动的老工人。”
松山说：“我觉得这车间里的老工人个个都是好工人。”
玉刚说：“我的看法和他俩一样。”
树起又说：“那，我明白你们三个的意思了。晓声，你的态度呢？”
我果断地说：“咱们支持‘红色’的，帮他们把‘反动’的帽子还给‘革命’的！”
于是我们在“革命”的和“红色”的之间做出了坚定的选择。若能使这个厂的一批老工人不再被视为“反动”的，我们觉得也不枉学工一场了。
我又写起“文革散文”来，仿“九评”的风格，一评、二评、三评连续《评这些老工人谁都不反动》……
看的人居然还很多，反响还很大。
曲师傅不安了，老工人们感动了，他们劝说我们没必要卷入厂里的派系斗争。而我们心中都充满了政治正义感，将那种“卷入”视为己任，还都有股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
有天早上我们又结伴去厂里，在大门口被拦住了。前一天夜里“革命”的一派单方面夺权了，“红色”的一派都被集中起来，参加所谓的“悔过学习班”了。
我们五名中学生，被一些青年工人打跑了。后来，厂里连续贴出了评我们的大字报的大字报，也仿“九评”的风格，曰一评、二评、三评……
那个冬季，我们去了曲师傅家很多次想看望他，可是他的思想很“顽固”，很晚才被放出来，直到最后一次我们才见到他。他没写“悔过书”，“革命造反团”的头头是他徒弟，拿他没奈何，不写也只得恢复了他的自由……
来年，也就是1968年的5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到哈尔滨甫一展开动员，我就报名下乡了。一则，是家里生活太困难了，太缺钱了，我急切地要成为能挣钱养家的人；二则，是我对“文革”厌烦透了。因为我每天所耳闻目睹之事，不是闹剧就是悲剧。即使以闹剧开始，到头来也还是会以悲剧结束，总会有人赔上血和命。
我不但第一批响应了“上山下乡”的号召，而且此前还曾是为全班同学服务的“勤务员”，所以有了一种光荣的资格：参与由军宣队员主持的为全班同学做政治鉴定的工作。鉴定分为四等——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积极参加“**”、参加了“**”……
此种措辞区别，令人不禁联想到官方悼辞的措辞区别。军宣队员说，别看多了“无限”或少了“无限”，多了“积极”或少了“积极”，一入档案，随人一生，将来的用人单位，凭这一种微妙区别，一看就会心知肚明，决定这样看待谁或那样看待谁。
既然兹事体大，我岂能掉以轻心？
树起是没问题的，但议到云河、松山和玉刚时，军宣队员说有人反映他们属于不常到学校参加运动的同学。
我据理力争，说他们的运动表现起码和我是一样的。我写过的大字报上他们都署了名的，我们是一块儿去学工的。如果他们的鉴定中没有“无限”和“积极”四个字，那我的鉴定中也不应该有。否则，对他们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