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们五个初三生，真是好像五个拜把子兄弟一样，虽然我们不曾那样过。“情义”观念，怎么一下子就在我们五个之间根深蒂固了，如今也记不清楚了。似乎，起初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家都在上学去的同一路线上。虽说是同一路线，但上学是不可能一个找一个的，那样我和树起要多走不少路。但放学回家，则要走得从容多了，我们便常常一齐走。先陪云河走到家门口，依次再陪玉刚和松山走到家附近，最后是我和树起分手。寒来暑往，一个学期又一个学期走下来，共同走了三年多，走出了深厚的感情。另外的原因便是，我们都是底层人家的孩子，家境都近乎贫寒。不管一块儿到了谁家，都没什么可拘束的，跟回自己家了差不多的随便。而家长们，对我们也都是亲切的。当年像我们的父母那样底层人家的家长，对与自己儿子关系密切的同学，想不真诚都不会。而既真诚了，亲切也就必然了。
但我们之间的“情义”，主要还是在“文革”中结牢了的。云河、松山和树起一样，是班级数理化及外语四科的尖子生。玉刚则和我一样，综合成绩也就是中等生。在“文革”初期，所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发表的文件中说——初、高中生们，以后或升学或分配工作，皆要看“文革”中表现如何。弦外音是，表现不好的，那时会有麻烦。
这无疑等于“头上悬刀”。
为了不至于落个“表现不好”的结果，大字报起码总得写几张吧？然而对于云河、松山、玉刚三个，让他们提起毛笔亲自写大字报，如同让他们化了装演街头戏。他们平时都是讷于语言表达，即使被迫作次表态性发言，往往也会面红耳赤，三分钟说两句话都会急出一头汗来，当然也会急出别人一头汗来。
于是写大字报就成了我和树起的义务，他们只管签名。我一个人不时在他们的催促之下写一张，我们五名学生的表现也就都不至于被视为不好了呀。每次都是，我起草，树起审阅，我再抄。树起说“没问题”，他们就都说“完全同意”。
其实呢，我每次都将写大字报当成写散文诗，也当成用免费的纸墨练毛笔字的机会，从不写针对任何具体个人的大字报。
玉刚的话说得最实在，他当年曾一边看着我写一边说：那么高层的事，咱们知道什么呀！还是晓声这么虚着写的好。
而松山曾说：“啊”少几个也行，你别往纸上堆那么多词，看着华而不实。
云河曾说：词多点儿可以的，蒙人。该蒙人的时候，那就蒙吧。不多用点儿词，怎么能显得**饱满呢？
树起则作权威表态：那就少抄几个词，找一段语录抄上，反而显得字多。
我们自幼从父母那儿接受的朴素的家教都有这么几条：不随帮唱影，不仗势欺人，不墙倒众人推，不落井下石。
切莫以为以上那些词，只有文化人口中才能说出。谁这么以为，真是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在城市贫民大院里长大的我们，从小经常听到目不识丁的大人们那么评说是非对错。在民间，那不啻为一种衡量和裁判人品的尺度。我们都是“闯关东”的山东人的儿子，我们的父母，尽管都是没文化的人，却都知道——如果在做人方面失败了，那么在生存方面便也不会有什么希望，故都自觉地恪守某些做人的原则。
多少年后，我反思“文革”时悟到，我们实在是应该感恩于父母的。中国，也实在是应该感恩于某些恪守世道原则的底层人民的。若当年那样一些尺度被彻底地颠覆了，中国之灾难将更深重可悲。所幸还未能彻底。
据说评定一名学生在“文革”中的表现如何，还要看他是否主动与工农相结合过。我们五人中，树起是团员，在政治方向上，我们都与他保持一致。
树起认为，如果严格按照“学生也要学工、学农”的“最高指示”去做，“学工”强调在前，我们应该先学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