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久，母亲才缓过神来，惴惴不安地说：这可咋办？这可咋办？我猜你爸肯定是遭遇到了特别为难的事，急着求人帮忙化解，不然会舍得花八元钱买一斤茶送人？你知道的，你爸他可是万事不求人的性格啊！这可咋办？儿子这可咋办啊？由谁写信告诉你爸实情呢？咱们总不该撒谎骗他吧？……
父亲的性格我当然清楚。
母亲的猜想也正是我的猜想。
当然告诉父亲实情才是唯一正确的做法。
我对母亲内疚地说：妈，别急成这样。急也没用，由我写信告诉我爸。
因为那一斤茶的丢失，1971年的春节我们全家谁都过得高兴不起来。八元钱一斤的四川好茶也只不过是茶，我们和母亲高兴不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一种大的担忧——父亲他究竟遭遇到了什么事，使他这个从不求人的人非求人不可？……
我回到了连队才给父亲写信。
我在信中实话实说，承认那包茶被我丢失了。接着用一大段文字细写我寻找地址上的人家多么多么不容易，我认为那种客观原因也是必须让父亲了解的。再接着，批评父亲粗心大意，自己应该将地址搞详细了嘛。最后，询问父亲究竟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是否自己克服不了，到了非求人相助不可的程度？如果并没到此种程度，那么还不如自己迎难而上克服过去为好。那样一些话，想不写出儿子反过来教诲父亲的意味也不可能。
1971年整整一年内，父亲没回信。我明白，我伤了父亲的自尊心，他生我气了。
转眼到了1973年夏季，我又一次探家。而父亲，也终于与我同时探了一次家。那一年是我下乡的第五个年头，屈指算来，我与父亲整整十年没相见了。
父亲已秃顶。我印象中那个身体强健的父亲，变成了形销骨立的老父亲，两眼却还是那么炯炯有神。也唯有此点，仍能显出他倔犟又正直的老工人的性格。
父亲又带回了一斤好茶。
他要亲自将茶送给据他所说的“一个好人”。但他出示的地址，还是两年前使我白辛苦了一
次的地址。
我说按照那个地址他肯定也会白辛苦一次。他却一意孤行。没法子，我只得相陪而往。
一路上，我和父亲都矢口不提两年前被我丢失了的那一斤好茶。我也没因两年前写给父亲那封信而向父亲认错，因那么一来，就会提到那一斤被我丢失的好茶。而父亲也没解释什么，更没训我，仿佛两年前我们父子之间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
1973年，“动力之乡”已是哈尔滨市的一个远郊之区了。我和父亲用了更长的时间寻找“一个好人”的家，却没找到。那天很热，我和父亲心里同样着急，我们父子俩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
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埋怨了父亲几句，惹得父亲光火起来，站在路旁冲我吼：我是你父亲！我做什么事自有我的道理！你不埋怨我就不行啊？
我也冒火了，大声顶撞：我哥哥生病了，我已经是家里实际上的长子，你究竟遇到了什么事不必也不应该瞒我！我有权知道！
父亲气得举起了巴掌，几乎就要扇我一耳光……
团圆的日子里，父亲一直生我的气。到他回四川的前一天，他的气才终于消了些。我往火车站送他时，他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到该告诉你知道的时候，当然就会告诉你。但也许，一辈子都不告诉你，也不告诉你妈，更不告诉你弟弟妹妹！……
父亲将他亲自带回的一斤茶又带回了四川，怕留在家里，母亲收藏得不好，糟蹋了。
他的话，使我心怀不安地离开了家。
1977年春节前，我从北京回到了哈尔滨。1977年的我已经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名编辑了，而父亲已经退休了。父亲是63岁才退休的，因为家中生活困难，单位照顾他晚退休三年。
还是雪后的一天，父亲命我陪他将他再次从四川带回的那斤茶给他所言的“一个好人”送去。那斤茶，第一次带回哈尔滨时是绿的，再次被父亲带回时，已是褐色的了。父亲舍不得一次次花钱买，请四川茶厂里的茶工将那斤茶焙成了干茶，那样就容易保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