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走后,父亲和母亲满脸困惑了。
父亲说:别是因为有什么事使人家不高兴了吧?
母亲说:一向处得很好啊!
想了想,问我初一去拜年时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没有。
我就将我在邻居家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因母亲之问感到冤枉。
父亲一拍脑门说:错!错!怎么没想到也送些大米给人家?
1963年中国许多省份发生旱情,水稻严重减产。全哈尔滨市的居民,由每人每月二斤大米减少到了一斤。那女孩的姥姥姥爷都是南方人,她家的大米从来不曾为过春节攒下过。
母亲此时也想到了这一点,后悔极了,而父亲已搬出米袋子往一只盆里倒米了。
母亲说行了。
父亲说太少。
但母亲接着说出一句话,使父亲犹豫不决了。
母亲说的是:只送给一家,其他几家不送,邻里间还不分出远近来了?再者,是人家把茶送回来
了在先,咱们又送米过去在后,不是反而闹得双方面都不尴不尬的?
如果给每户邻居都送些米,哪怕一户二三斤,那父亲千里迢迢背回的米也就只剩一小半了。别说母亲多么舍不得了,连父亲也觉得像割肉,而我们几个儿女更舍不得。
大米呵!尽管只不过是四川糙米。
米最终没送。
那包茶母亲后来送给了别人家。
我们两家邻居的关系,并没因而出现裂痕。但两家的大人孩子,心里都留下了隐隐的不悦,只不过都尽量掩饰。
父亲临走时还埋怨我:你说那么一句干什么啊!……
从此,我与父亲天各一方,每隔多年才能同时与家人团圆,仅两个星期。并且,通信也少。因为父亲只不过在“扫盲”运动中识过不多的字,我的信他若不请人读,自己是看不明了的。而父亲又必亲笔回信,仅一页纸而已,字体大且歪歪扭扭,夹杂着错别字。这使我每次给父亲写信,难免的总是犹豫不决。
1971年,也是春节前,我从兵团回哈尔滨探家。那个冬季多雪而寒冷。父亲原本是准备与我同时探家的,却没成行——他在家信中写的原因是:“建设任务紧张,请不下假来。”
自从1963年我与父亲一别,我们父子二人已8年没见过面了。
母亲在8年中苍老成一个老太婆了。
母亲告诉我——父亲从四川寄回了一斤茶叶,信上说是花8元钱买的头季芽茶,要我在春节前按地址送给某人。那一年我已22岁,还没饮过一口茶水呢。父亲每月最多才能往家里寄40元,自己又节俭得要命,都舍不得花几分钱买食堂的菜吃,一块腐乳下三天的饭,却居然用8元钱买一斤茶,千里迢迢地寄回来送人,我想父亲一定是欠了对方极大的人情。
某天我就去替父亲送茶。哥哥疯着,母亲关节炎很重,三弟也下乡了,四弟小妹没办过重要之事,那一斤珍贵的茶只有我去送了。在当年的哈尔滨,整整一斤四川的好茶,确乎算得上珍贵了。
地址是“动力之乡”的一处工人居住区。“动力之乡”在郊区,我家离那儿有三十多里,且交通不便。当年是没有什么出租车的。
我先乘公共汽车到了郊区某站,下车后开始步行。由于那一段公路来往车辆少,一尺多深的积雪尚未被压平。我一脚一个雪坑走了二十来里,才终于到达“动力之乡”。在那一带,样式一律的平房和楼群左一片右一片,此片彼片相距挺远。父亲寄给家中的地址上仅写了第几工人宿舍区第几排第几号,而那是根本不能将茶送到的。因为当年的“动力之乡”,是由三个大厂组成的。每个厂又分干部宿舍区和工人宿舍区;多数干部住楼房,多数工人住平房。这些父亲都没写清楚,我忽东忽西奔走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打听出个结果,最后只有气喘吁吁、万般无奈地站立在冰天雪地之中,望楼群而沮丧,望一排排平房而无奈。
我回到家时天已黑了。
我将一斤好茶丢在公共汽车上了。
当母亲听我说非但没将茶送到,还将茶丢了,眼神呆呆地望着我,整个人被定身法定住了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