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那我就当一个不好的工人！”
她说：“那你将来就会恨你的母校，恨母校所有的老师，尤其会恨我。因为我没能规劝你继续上学！”
我说：“我不会恨您的。”
她说：“那我自己也不会原谅我自己！”
我满心的自卑、委屈、羞耻和不平，“哇”的一声哭了。
她抚摸着我的头，低声说：“别哭，跟老师回学校吧。我知道你家里生活很穷困，这不是你的过错，不需要自卑和羞耻的。你要使同学们看得起你，每一位老师都喜爱你，今后就得努力学习才是啊！”
我只好顺从地跟她回到了学校。
如今想起这件事，我仍觉后怕。如果没有我这位小学语文老师，依着我从父亲的秉性中继承下来的那种九头牛拉不动的倔犟劲儿，很可能连我母亲也奈何不得我，当真从小学四年级就弃学了。那么今天我既不可能成为作家，也必然像我的那位小学语文老师说的那样——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一位会讲故事的母亲和从小的穷困生活，是造就我这样一个作家的先决条件。狄更斯说过，“穷困对于一般人是种不幸，但对于作家也许是种幸运。”的确，对我来说，穷困并不仅仅意味着童年生活的不遂人愿，它更促使我早熟，促使我从童年起就开始怀疑生活，思考生活，认识生活，介入生活。虽然我曾千百次地诅咒过穷困，也因穷困感到过极大的自卑和羞耻。
我发现自己也具有讲故事的“才能”，是在小学二年级。认识字了，语文课本成了我最早阅读的书籍，新课本发下来未过多久，我就先自己通读一遍了。当时课文中的生字，都标着拼音，读起来并不难。
一天，我坐在教室外的楼梯台阶上正聚精会神地看语文课本，教语文课的女老师走上楼，好奇地问：“你在看什么书？”
我立刻站起，规规矩矩地回答：“语文课本。”
老师又问：“哪一课？”
我说：“下堂您要讲的新课——《小山羊看家》。”
“这篇课文你觉得有意思吗？”
“有意思。”
“看过几遍了？”
“两遍。”
“能讲下来吗？”
我犹豫了一下，回答：“能。”
上课后，老师把我叫起来，对同学们说：“这一堂讲第
六课《小山羊看家》，下面请梁绍生同学先把这一篇课文讲给我们听。”
被老师叫起来，我开始有些发慌，半天不敢开口。
老师鼓励我：“别紧张，能讲到哪里，就讲到哪里。”
我在老师的鼓励下，终于开口讲了：“山羊妈妈有四个孩子，一天，山羊妈妈要离开家……”
我讲完后，老师说：“你讲得很好，坐下吧！”看得出，老师心里很高兴。
全班同学都很惊异，十分羡慕我。
一个穷困人家的孩子，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东西，当他某一方面的“才能”当众得以显示，并且被羡慕、被夸奖，他心里自然是充满骄傲的。
以后，语文老师每讲新课，总是提前几天告诉我，嘱我认真阅读，讲课时，照例先叫我起来讲给同学们听。
我的语文老师，是一位主张教学方法要灵活的老师。她需要我这样的学生，喜爱我这样的学生。因为我的存在，使她在我们这个班讲的语文课，生动活泼了许多。我也同样需要这样一位老师。因为是她给了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显示自己讲故事“才能”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当时对我是重要的，使我幼小的意识中也有一种骄傲存在着，满足我小小的虚荣心。后来，语文老师的这一教学方法，在全校推广开来，引起区和市教育局领导同志的兴趣，先后到过我们班听课。从小学二年级至小学六年级，我和我的语文老师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她喜爱我，我尊敬她。小学毕业后，我还回母校看望过她几次。“文革”开始，她因是市的教育标兵，受到了批斗。记得有一次我回母校去看她，她刚刚被批斗完，正握着扫帚扫校园，剃了“鬼头”，脸上的墨迹也不许洗掉。
我看见她的样子，忍不住落下泪来。
她问：“梁绍生，你还认为我是一个好老师吗？”
我回答：“是的，您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位好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