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哥哥读过的“文学”课本，我都一册册保存起来，成了我的首批“文学”藏书。哥哥还很舍不得把它们给我呢！
哥哥无形中取代了母亲家庭“故事员”的角色。每天晚上，他做完功课，便读“文学”课本给我们听，我们理解不了的，他就想办法启发我们。
一个高中生朗读的“文学”，比一位没有文化的母亲讲的故事当然更是文学的“享受”。某些我曾听母亲讲过的故事，如“牛郎织女”、“天仙配”、“白蛇传”，哥哥照着课本一句句念给我们听，感受是大不相同的。从母亲口中，我是听不到哥哥读高中“文学”课本里的那些文学词句的。我从母亲那里获得的是“口头文学”的熏陶，我从哥哥那里获得的才是真正的文学的熏陶。
感激60年代的高中“文学”课本的编者们！
哥哥还经常从他的高中同学们手里借书回家看。他和几名要好的男女同学还组成了一个“阅读小组”。哥哥的高中母校哈尔滨一中，是重点学校。在他们这些重点学校的喜爱文学的高中生之间，阅读外国名著蔚然成风。他们那个“阅读小组”还有一张大家公用的哈尔滨图书馆的借书证。
哥哥每次借的书，我都请求他看完后迟几天再还，让我也看看。哥哥一向都会满足我的愿望。
可以说我是从大量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开始真正接触文学的。我受哥哥的影响，非常敬重苏俄文学，至今仍认为苏俄文学是世界上伟大的文学。当代苏联文学不但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传统，在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方面，也捷足先登。可以明显地看到当代苏联文学现实主义和现代派文学有机结合的痕迹。苏联电影在这方面进行了更为成功的实践。
回顾我所走过的道路，连自己也能看出某些拙作受苏俄文学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在文字上则接近翻译小说。后来才在创作实践中渐渐意识到自己母语的基本功很弱，转而注重阅读中国小说，开始在实践中补习中国本土小说这一课。
我除了看自己借到的书，看哥哥借到的书，“小人儿书铺”是中学时代的“极乐园”。
那时我们家已从安平街搬到光仁街住了。像一般的家庭主妇们新搬到一地，首先关心附近有几家商店一样，我关心的是附近有没有小人儿书铺。令我感到庆幸的是，那一带的小人儿书铺真不少。
从搬家到光仁街到我下乡前，我几乎将那一带小人儿书铺中我认为好的小人儿书看遍了。
我看小人儿书，总在对比着自己阅读长篇小说时头脑中想象出来的人物是否和小人儿书上画出来的人物形象一致。二者接近，我便高兴。二者相差甚远，我则重新细读某部长篇小说，想弄明白个所以然。有些长篇小说，就是因为这样才读过两遍的。
谈到读长篇，我想到了《红旗谱》，我认为它是建国以来中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红旗谱》让我又想起两件事。
那时候，我想买《红旗谱》看，只有跟母亲要钱。为了要钱才去母亲做活儿的那个条件恶劣的街道小工厂找母亲。
那个街道小工厂，
是个200多平方米的四壁颓败的大屋子，低矮、阴暗，天棚倾斜，仿佛随时会塌下来。五六十个家庭妇女，一人坐在一台破旧的缝纫机旁，一双接一双不停歇地加工棉胶鞋鞋帮，到处堆着毡团。毡绒弥漫，所有女工都戴着口罩。几扇窗子一半陷在地里，无法打开，空气不流通，闷得人头晕。耳畔脚踏缝纫机的声音响成一片，女工们要想说句话，不得不摘下口罩，扯开嗓子喊。话一说完，就赶快将口罩戴上。她们一个个紧张地不直腰、不抬头，热得汗流浃背。
有几个身体肥胖的女人，只穿着件男人的背心。我站在门口，四处寻找母亲，却认不出哪一个是。
负责给女工们递送毡团的老头问我找谁，我说了母亲的名字。
我这才发现，最里边的角落，有一个瘦小的身躯，背对着我，像800度的近视眼写字一样，头朝向缝纫机低垂着，正在做活儿。
我走过去，轻轻叫了一声：“妈……”
母亲没听见。
我又叫了一声。
母亲仍未听见。
“妈！”我喊起来。
母亲终于抬起了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