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尔尼雪夫斯基比屠格涅夫要乐观多了。在寒冷的俄罗斯的冬季，在彼得保罗供暖一向不足的单人牢房里，他以大的希望为热度，用四个月专执一念的时间，“接生”下了他的“样板新人”罗普霍夫。罗普霍夫是一位理想社会主义者，医学院成绩优等的学生，正准备攻读博士，被公认是将来最有前途成为教授的精英青年。然而这极具正义感的平民之子，一旦得知他的家教学生少女薇拉的父母将她许给了一个贵族纨绔子弟，而她决定以死挣脱时，他大胆地“拐走了”她，与她结为夫妻。他因而被学院开除，也断送了成为教授的前途，但他善良不减，正义不减，在朋友吉尔沙诺夫的帮助下，与薇拉办起了家庭服装厂，实行社会主义工资原则，一切看来似乎并不坏，但不久薇拉和吉尔沙诺夫都深深地爱上了对方。吉尔沙诺夫不再登门做客了，薇拉要求自己以更大的主动来爱丈夫，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将敬爱提升为亲爱，三个“新人”皆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怎么办？
对于病入膏肓的俄罗斯，除了期待“新人”的救治别无他法。
“新人”面临人类最自私的情感纠葛又怎么办？
罗普霍夫作出了完全利他的选择——“投河自杀”，以断薇拉和吉尔沙诺夫的挂牵。而实际上，他赴美参加废奴运动去了。多少年以后，他与不仅仅敬爱他且对他亲爱有加的妻子回到俄罗斯，与吉尔沙诺夫夫妇成为好邻居……
伟大的社会民主主义先驱，为老俄罗斯所接生的“新人”确乎在人性品质和人格原则两方面影响了以后几代的俄罗斯青年。
回忆起1974年春季，“文革”中的中国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久，一位复旦大学的三十多岁的而且不是学中文的老师，仅因在《兵团战士报》上读了我一篇小说《向导》，便从佳木斯到哈尔滨到北安再乘十小时左右的长途汽车到黑河，最终住进我们一团简陋的招待所，迫切约见我这名“政治思想有问题”的知青，关上门与我小声谈论《怎么办》，仍感慨多多。
雨果的《悲惨世界》其实也为法国塑造了两个重要的“新人”，即米里哀主教和冉·阿让。联想到年轻时的雨果曾在《巴黎圣母院》中力透纸背地刻画了一个虚伪的教士福娄洛，竟然自己在晚年塑造了比孔繁森还孔繁森的圣者型
主教米里哀，这说明什么呢？
非它。
雨果以他的睿眼看透了一种国家真相——如果善的种子在一个国家的文化土壤及人心中大面积干死，那么什么办法都难以改变一个国家的颓势。
而在这一点上，宗教的作用比文学巨大。
故雨果在他最后一部小说《九三年》中大声疾呼——“在革命之上，是崇敬的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即主义化的善原则。
那是一头与专制主义战斗了一生的“老狮子”的最后低哮。
如果以“传统现实主义”的“可信”原则来评论，不但米里哀那类好到圣者般的主教是“不可信”的；冉·阿让这名后来变得极为高尚一诺千金的苦役犯更是“不可信”的；而沙威之死可信度也极低。现实生活中即使有类似的主教、苦役犯、警长，那也肯定少之又少，“不典型”。
但人心的善，在“不寻常”年代往往更加感人至深。
随着《悲惨世界》的读者增多，米里哀、冉·阿让、郭文这三位文学形象，越来越引起全欧洲人沉思——那些小说中的好人的原则，难道真的不可以植入到现实生活中吗？如果植入了，现实生活反而会变得更不好了吗？
由是，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开始“化”人。
而在英国，狄更斯比雨果在善文学即“好人文学”方面走得更远，也更极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