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关于文化的琐思
一
1862年，俄国：屠格涅夫在《俄罗斯导报》发表了代表作《父与子》，副标题《新人记事》。
1863年，还是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杂志发表了《怎么办》，也有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创作《怎么办》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因宣传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而被关入了彼得保罗要塞的单人牢房，《怎么办》是铁窗文学成果。
二十几年后，中国梁启超发表论文，呼吁当时的文学人士以小说育“新民”。
1911年12月，中华民国成立，陈独秀著文疾呼——1911年以前出生之国人当死！1911年以后之国人永生。
1915年，《新青年》杂志在中国问世。
1918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
1921年，鲁迅发表《阿Q正传》。
让我们将视线再投向欧洲，屠格涅夫发表《父与子》的同年，雨果出版了《悲惨世界》。1874年，他完成了最后一部小说《九三年》。
而在英国，比《父与子》、《悲惨世界》早三年，狄更斯晚年最重要的小说《双城记》问世——那一年是1859年。
1888年，王尔德出版童话故事集《快乐王子》。
1891年，哈代出版《苔丝》。
在德国，1883年至1885年，尼采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将以上（当然不仅限于以上）跨国界文学现象排列在一起，从中探究文学与时代，与社会、与人心即人性之关系，寻找文学在后文化时代亦即娱乐时代或许还有一点儿意义，是我十几年前就开始思考的事情。
我得出这样的结论：
那些我所崇敬的文学大师们，为着他们各自的国的进步，一生大抵在做两方面的努力——促旧时代速朽；助新时代速生。
为使旧时代速朽，于是实行暴露，解剖与批判。既批判旧的制度，也批判“旧的人”，那类自在于、适应于、麻木而苟活于旧制度之下的人。
为使新时代速生，于是几乎不约而同地预先为他们尚看不分明的新时代“接生”新人。新时代并未实际上出现，他们便只能将新人“接生”在他们的作品中。
“旧的人”倘是多数，那么即使旧的时代行将就木，也还是会以“世纪”的时间概念延续末日。因为“旧的人”是旧时代的寄生体，就像“异形”寄生人体。
新人倘不多起来，新时代终究不过是海市蜃楼。因为新时代只能与新人相适合，就像城市文明要求人不随地便溲。
车尔尼雪夫斯基们是知晓这一历史规律的。
二
《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这一俄罗斯新人，反权威，具有独立思考之精神，在乎自身人格标准，对旧制度勇于进行无情批判，对于旧式人物纵然是讲道德的旧式人物，每每冷嘲热讽。但屠格涅夫最后使他由于失恋而心理受挫折而颓唐而死于疾病加郁闷，屠氏这一位接生婆，他接生了巴扎罗夫这一新人，又用文学“溺死”了他。
也许屠氏认为，一个新人，是根本没法长久生活在旧环境中的，他太孤单，孤单会使人很快形成脆弱的一面。并且，他的基因中，不可能不残留着“旧的人”的遗传。比如他的偏执丝毫不逊色于老贵族巴威尔。而偏执——这正是俄国老贵族们不可救药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