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善论的理论根据在于其“同类意识”。一方面，它强调人与禽兽有别，强调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社会属性“道德性”。“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这里的“几希”和“之”即指人类所具有的道德性（“四心”和“才”），这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人与人相同。孟子在其叙述中多次举例论证人与人相同，他所指的人与人相同不仅指人的自然属性相同，而且在此基础上类推“人心”的相同。可见，由“自然需求”的相同到“心同”是一种必然。这样，受同类意识支配的人，就能以自己的好恶取舍本能地推想他人的好恶取舍：自己喜好的事物，也希望别人同有；自己厌恶的东西，也不希望加之于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与人相同”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推己及人”的实施提供了保障。由此进一步论证，基于同类意识，人充分认识到彼此之间的共通之处，并由此推己及人，再加以一定道德自律的约束机制来保证人的“善心”及其向“善行”发展。
（二）性恶论
荀子对人性的理解，是指人还未进入社会生活之前、生而俱有的自然本性，正所谓：“凡性者，天之就也”（《荀子·性恶》）。可见，在荀子这里，人性主要是指自然生成的人的本能。它不具备孟子所说的“四心”或德行的“善端”，不仅不具有善端，而且这些自然本性具有恶性，如：“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贱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生而礼义文理亡焉”（《荀子·性恶》）。荀子进一步指出，人的自然本能包括“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等生理本能和“好荣恶辱”“好利恶害”等心理本能这两个方面。荀子性恶论的基本理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恶”是出于人性之自然，而“善”是出于对人性的改造。“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即人性生来是好利多欲的，天性中并无礼义等道德因素，一切善的行为都是后天勉励而成。又说：“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荀子·性恶》）。人们之所以求善，就在于他们本性中没有善，否则也不用求之。荀子是以人的自然本性是“恶”作为其叙述起点。
（2）化性起伪。既然人性是恶的，那么人的德行培养则在于改造人性，即“化性起伪”。一方面，因为人性中有恶的因素，所以更要改变恶性而培养善；另一方面，人要培养道德就如枸木变直、钝金变利一样需借助一定的外部力量，即一定社会规范制度来加以约束。这样，从人性本恶到必须加强为善的行为培养，就成为一个必然的过程。
（3）人们具备“化性起伪”的能力。“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荀子·性恶》）。这里指出，人人都具有认识仁、义、礼、法的能力，并能运用其进行选择，而做出符合道义的行为，充分肯定了人能运用自身的本质力量加强内在的道德修养的潜能。
（4）礼的教化。由于人性均是好利多欲的，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满足各自不同的需要时必定会遇到各种纷争，因而限制这种纷争成为必要，这时靠“礼”来限制。有了这种礼，才有道德，遵守礼即守道德。“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荀子·非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