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遇性危机,是指当出现突发的意外事件,且个人对此无法预测和控制时出现的危机。交通意外、被绑架、被强奸、失业、突然的疾病和死亡都可以导致境遇性危机。对大学生来说,失恋、被强暴、突然的疾病或者亲人的死亡等导致的心理危机就属于境遇性危机。境遇性危机具有随机性、突发性、震撼性、强烈性、灾难性和不可预见性等特征。
存在性危机,是指伴随着重要的人生问题,如关于人生目的、意义、责任、价值、独立与依存等出现的内部冲突和焦虑。这些问题可以是伴随人的一生的,因此,存在性危机也是最深层的心理危机。存在性危机可以是基于现实的。比如一个大一新生,在中学时代,其学习的一切动力来自考大学,当大学成为现实时,目标的丧失便带来了新的困惑,这就容易出现人生目标丧失的存在性危机。存在性危机也可以是基于深层次的关于人生意义的追问与思考。比如一个沉迷于网络的大学生,他自己也知道这样浪费时间没有任何意义,但就是不能自拔,无力改变现实,于是产生深深的焦虑与自责,从而导致存在性危机。存在性危机还可以是基于一种压倒性的、持续性的感觉而产生。如一位失恋的男生,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毫无意义,这种空虚无法以有意义的东西来弥补。存在性危机是潜藏于心,伴随个体终身的课题。
病理性危机,是指由于某些严重的心理疾病而导致的心理危机。如因人格障碍、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而引发的心理危机等。
在大学生身上,上述危机的身影我们都可以看到。当然,在这些危机类型中,相对常见的多为发展性危机和境遇性危机。但是,据此简单地把大学生心理危机的原因归结为某个或某些重大的挫折、压力事件,并试图寻找这样的重大事件(比如猜测是否学习或就业压力、情感挫折或经济困扰、人际冲突等),而不去认识其深层的原因或许是心理疾病本身,或者是对人生终极问题的片面、偏执的关注与思考,以及一些错误的信念和观点,则不能全面而准确地解释大学生心理危机。
三、自杀是心理危机的极端表现
不管是哪一类型的心理危机,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自我干预或者外在干预,其最极端的表现便是危害他人和自身人身安全,导致杀人或者自杀的严重后果。杀人是因自身危机不能化解,而把危机的矛头指向外部,攻击他人,甚至剥夺他人的生命;自杀则是把危机的矛头指向内部,摧残自己,甚至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关于“人为什么会自杀”这一问题,不同的心理学派有着不同的解释。精神分析学派认为人有生存本能与死亡本能,支持和助长个体和种族的生存本能的心理能量驱动着人类活动。死亡本能具有复杂的根源,生命的脆弱使人很容易退行到无生命状态。人类虽然已远离了早期的生命状态,但内心仍然保持着死亡愿望的心理形式,它可能以自杀的方式直接出现,也可能以从事高危险活动而间接出现。生存本能与死亡本能相伴,当死亡本能超越生存本能时,死亡的潜在危险就出现了。
个体心理学派阿德勒()认为,人在面临困难时,最彻底的退缩表现就是自杀。此时,个人在所有的生活问题面前,已经放弃寻求解决的方式,对改善自己的情绪感觉无能为力。当我们知道自杀是一种责备或报复时,便不难理解自杀中对优越感的争取也是个体主动选择的结果。在每个自杀案例中,我们总能发现,死者会把他的死亡归咎于某一个人,他们仿佛在说:我是世界上最温柔、最仁慈的人,而你却这样残忍地对待我!自杀可以被看作对自卑的屈服,是最彻底的退缩。
意义分析学派大师弗兰克尔认为,人生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意义,在面临痛苦、愧疚以及死亡的情况下都要肯定生命的形式。他否定任何方式的自杀,认为自杀是对自我的不负责任。他强调要强化人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认识,提高对自己生命的珍重,达到减少自杀的目的。
一个人判断自己到底要不要活下去,比起其他任何哲学问题都要来得迫切而重要。对于选择自杀的人来说,自杀的原因无奇不有,发生在大学生身上的,表面看上去主要是因为观念、人际、学业、就业、家庭、感情等因素。但本质却是:在当事人看来,生活的意义已经完全丧失,当下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而自己又找不出任何改变的可能,因此似乎唯一的选择就只能是“自杀”结束生命。自杀者将生命抛向了一个绝对化的两难选择:或者痛苦,或者死亡。
具体到不同的个体,自杀的直接原因各有不同,可能是由于家庭问题、失恋、学习压力、工作压力、社会压力、经济问题等。但是,更加深刻而明显的原因则是:他们实在是痛苦得不愿再活下去了,只想了此残生,终止自己的生存。对于自杀者来说,自杀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不过是对问题的解决途径。有强烈死亡愿望的人是矛盾和茫然的。他们的思维模式是非逻辑性的,其所做的选择只是停留在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上。
自杀行为本质上可以看作对痛苦的逃避,同时也是痛苦的呼唤。自杀行为是试图从陷阱中逃脱,是一种“被击败”“被包围”的感觉。被击败感可来自外在环境,比如不良的人际关系、学业失败、家庭变故等应激因素;也可能来自无法控制的内在混乱。这种“击败”激发起一个充分的“击败效应”,使当事人在处境中出现被推入陷阱的感觉。当事人也预期他们将没有能力去逃脱那些最烦人的事务。他们相信自己不太可能被其他人或环境力量来挽救。“痛苦的呼唤”可能在一开始具有发泄不满的成分,及至后来感到逃脱的可能已经很小,则可能发展为绝望。在这种条件下,缺乏社会支持和易于取得致死性方法,必然会导致极端的自杀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