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伦理学家、教育学家等，无一不把德育看做教育最崇高和最首要的目的。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一生念念不忘地告诫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你看，自称“信而好古，敏以好求”的孔子把道德和道德教育放在了一个多么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四书”之首的儒家经典《大学》，更是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俨然成了我国古代大学教育的方针与目标，是君子仁人治学修养的根本任务。《中庸》则以说理的方式道出了教育的真谛：“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上天的定命（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讲的“命”即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然规律”）就是性，人们遵循本性而行动就是“道”，以专门教育人去按自然法则行事、循性而行和弘扬人的善性的活动就叫做教育。而《孝经》更是把人的品德修养之需视为教育产生的重要根源：“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无独有偶，在西方，“教育”（education）一词同样具有鲜明的道德价值意蕴，教育被视为一种使人向善的活动。无论是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英国教育家洛克、德国哲学家兼教育家的康德，还是当代美国教育哲学家、教育家、近现代教育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杜威等，都普遍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使人养成良好的品德。比如，杜威就曾讲：“道德的目的在一切教学中，不论什么课题，它都处于普遍的和统治的地位。”而新传统派的美国20世纪20年代永恒主义教育代表的倡导者赫钦斯则认为：教育目的在于发展普遍的人性，并通过道德品质的塑造推动人性的发展。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人格的充分发展。”我国教育家陶行知“教人求真，学做真人”的真人教育亦是把培养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真人”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至于革命领袖毛泽东、邓小平等更不例外，这里就不赘述了。
三
但是，德育既是教育中最神圣、最崇高的，也是教育中最艰难（隐含性强，周期性长，滞后性强）、最复杂、最不具稳定性的一种教育，以至于被称为古希腊三贤之一的苏格拉底曾非常怀疑、很不自信地追问过“道德是可教的吗”？今日我国社会对学校德育“低效”“失效”甚至“负效”的责难，不正是古今遥相呼应并充分说明了德育发展的举步维艰吗？
作为专业的教育理论工作者，我们不能知难而退。被尊为“万世师表”的孔子，为了宣扬周礼和德治仁政，历经14载不惜远离故土、周游列国、四处奔走呼号，为此甚至忍饥挨饿、风餐露宿，“知其不可而为之”。况且，德育作为教育中最崇高、最神圣和最具吸引力的领域，我辈又有何理由知难而退、环顾左右而言他呢？于是，笔者自二十多年前在具有“园林大学”之美誉的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攻读教育学原理专业硕士学位时，便在心中暗自把德育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和旨趣。虽历尽艰辛（王国维说：“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历三种之阶段：‘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阶段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阶段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阶段也。未有不阅第一、二阶段而能遽跻第三阶段也。”），但笔者一直初衷不改，勇往直前，不舍笔耕。摆在读者跟前的这本书，便是笔者多年来孜孜以求、不倦探索和辛勤笔耕之作。需要声明的是，本著不求构建什么学科体系与理论框架，只求针对德育理论与实践方面具有比较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诸多问题有感而发，并做出自己的理性思考。基于此，本著由以下三个部分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