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称得上是以慈悲为怀的道德哲学家，而谦卑与宽容是其主要的表现。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道德经·六十七章》）老子所谓的“三宝”中，有“慈”、“谦”（即不敢为天下先）二宝是属于仁慈谦卑宽容的道德范畴的。“俭”（节俭）则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克服困难、应对贫苦的传统美德。老子所讲的“慈”即柔慈、慈忍之意，核心是要有爱心、同情心、宽容心，要善待万物（更勿论人类）。老子本人也是这么做的，他总以慈悲为怀，对当时苦难中的人民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与关怀，他总是站在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一边，满怀愤怒（对统治者）和同情（对人民）地揭露道：“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道德经·七十五章》）人民之所以食不果腹，完全是因为统治者吞食的赋税太多造成的；人民之所以难以统治，完全是因为统治阶级政令刑律太多弄得老百姓不得安宁造成的；人民之所以不把生命当回事，完全是因为统治阶级穷奢极欲和贪婪过度造成的。这是一种怎样的世道啊！老子由此想到了“天道”与“人道”的巨大反差：“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自然界的规律是抑强济弱（的确如此，先秦有诗人说得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而人世间的做法却是反自然规律的——劫贫济富因而贫者愈贫（《诗经》上所言“鹭鸶腿上劈筋肉，鹌鹑肚里寻豌豆”）。谁能匡扶正义，替天行道？老子把希望寄托在深刻地理解了自然法则的有“道”之人身上。老子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与关怀可以说溢于言表，日月可昭。依笔者所见，老子是一位仁慈宽厚热爱人民的思想家，他的观点后来直接成为历代农民起义革命的行动纲领和思想基础。
老子不仅对人民的苦难有着深切的同情，而且与人为善，宽厚待人，善待万物。他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道德经·二十七章》）意思是说圣人总是善于挽救人，所以没有被遗弃的人；总是善于爱惜每一件东西，所以没有无用之物。即便是对于那些做过有损于自己利益的事情的人，老子也是持一种慈爱之极的以德报怨的态度：“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道德经·四十九章》）
与老子慈爱宽厚品德相联系的是谦卑，老子十分赞赏守柔、守雌的不争之德，所以“不敢为天下先”。他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德经·十章》）不与人争有、争多，而应该先帮助人、施惠于人，其结果便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道德经·八十一章》）。老子还认为，作为最高理想人格的圣人也应该具备这种谦卑品德：“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道德经·六十六章》）老子还深情地把谦卑的美德比喻为水和江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八章》）在老子眼里，美德就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但从不与之争高低。水总是居位在众人最不愿意去的低洼地带，而这种品格最接近“道”。他十分赞赏江海处下而为王的海纳百川的谦卑与包容豁达的大度的品格：“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道德经·六十六章》）老子上述言论无不表明其贵谦卑的道德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