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些论者把义利观的对立强加于孔子的另一“铁证”是：“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那就让我们再回到《论语》里把这段原文仔细品读一下吧！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君子用心求道，而不去求吃的东西。种庄稼的人（本是为衣食而耕）却常常饿肚子；用心读书的人，尔后就会做官而领取百姓和政府给的俸禄。所以，君子只担心道不能得，而不用担心贫穷。这段话讲得再明白不过了。作为要做官的“君子”，应该追求治国安邦之道而不应该为自己吃穿等利益着想。为什么呢？因为政府和百姓已给了你俸禄。为衣食而忧的倒该是那些山野田夫、种庄稼的汉子，因为他们终年劳累却食不果腹。孔子的坦诚和直言足以令所有正直的人为之肃然起敬，令那些爱讲假话的人无地自容。劳动“异化”现象看来是古已有之，孔子作为一代宗师和圣哲，不可能不清楚这一点。所以，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统治阶级的道德规劝（孔子不是政府官员，作为教育家他只能付诸道德说教）。同时，孔子极力主张，一个社会，首先要增加人口，发展生产力（在人少地广的古代，这种观点是对的）。其次，就是要让老百姓富起来，富了之后再发展教育。孔子“庶—富—教”（《论语·子路》）的思想也可以证明他对利益追求的态度和看法。至于孔子把教育放在经济发展之后，这在食不果腹的古代也是极具合理性的主张。今天，也有研究者不历史地看问题，拿现实去剪裁历史，武断而肤浅地认为孔子的观点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就曾经讲过：我们总不能饿着肚皮去“正谊明道”吧。当然，这是题外之话，只是顺便说说。
孔子一方面对劳动人民劳而不得“利”或得“利”太少而鸣不平并为之争“利”；另一方面，对当时的统治阶级放弃“义”而只为自己谋利的现象感到十分愤慨。这里我们不妨再引述一段子贡与孔子的对话：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诏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行，行必果，轻径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嗯!斗宵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
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子贡是在问孔子哪些人可以称得上是“士”，孔子回答是那些以自己的行为不端为耻辱，出使四方不负君主重托的人称得上“士”；接着问哪些人算是第二、三等的“士”，孔子回答说：称讲孝悌的人称得上第二等的“士”；说话一定讲信实，行为一定果断坚决，这是不问是非曲直只管固执己见的小人呀，不过也勉强称得上是第三等的“士”（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许多人还把“言必行，行必果”说成是孔子所推崇的做人的美德呢[5]）。孔子一连三答均未提到当时形象看似君子的从政者，子贡有些按捺不住地直接问：今天从政的人怎么样？孔子不屑一顾地回答道：这些气量狭小只顾自己利益的小人哪算得上什么等级呢？中国知识分子疾恶如仇、追求正义与完美人格、强调义利并重、不见利忘义的伦理价值取向的秉性在孔子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并形成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人格特征。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