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有道德修养的人明白自己所肩负的道义，无德之人只懂得个人利益”。这句话一点也看不出有丝毫将义利对立起来的意味。那么，人们为什么把孔子的这句话当做义利对立的论据呢？除了过去的政治因素、“左”倾观点导致误读以外，对孔子语录的断章取义、望文生义以及简单化的理解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君子”一词在古汉语中有几层含义，一是指有社会地位和一定职位的人；二是指有较高道德修养的人。孔子在《论语》中大多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君子”一词的，而非“政治左视者”所理解的所谓“统治者”；“小人”一词也是在其对立的意义上（即缺德或无德）使用的而非指“劳动人民”。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随处可见，如“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君子坦****，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等等。
义利之争，古已有之。概言之，有重义轻利说，有重利轻义说，有义利并重说等。利，一般是指人们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方面获得的某种好处（不过更多地强调的是前者，后者的需要与满足常称为“名”，所谓“图名图利”、“名利双收”）；义，是指个体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义务，这种责任和义务的落脚点，实际上是在满足个人需要的同时也要考虑到社会和他人的需要。义，只不过是利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在义利问题上，孔子总是从对立中去寻求统一，力主义利兼顾，并常常教导弟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论语·颜渊》）。自己希望达到的，也希望别人达到；自己所不愿的东西也不要强加于别人；有道德修养的人应成全别人的美事。这些又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呢？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德育不正是把培养社会责任感，把培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为我们的德育目标吗？至于“小人喻于利”，在义利问题上，只想到自己狭隘的个人利益的满足而放弃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的，甚至不惜干些假公济私、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行为的自私自利者，不也是我们的道德教育所要批判的吗？抛开孔子义利观的时代内涵，就孔子对于义利观所持的原则立场和态度而论，在今天也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应该说，在两千多年前，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在反映己与群、人与社会关系的义利观问题上，有如此富有人道主义思想和社会责任感的观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