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校道德教育走入误区：与生活分离
从历史来看，道德源于人们生活过程中的社会交往活动。原始的道德教育与生活是统一的，或就是生活本身。
伴随教育的独立与制度化，学校道德教育也越来越多地从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逐渐演变成封闭的制度体系。与融合于生活的原始道德教育相比，制度化的道德教育开始逐渐以政治、宗教为强大后盾并以其绝对的强制性、不容置疑的权威性界定着人们的思想，在不断发展中丰富其内涵，由人与人个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扩展到阶层之间、人与未知的神灵世界之间，在中国古代和欧洲中世纪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证。此期，德育以强制灌输的形式成为学校道德教育的全部。这种灌输式道德教育不容学生怀疑、思考，其目的就是通过奖惩、规劝使学生无条件地接受这些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圣人之道”“美德之道”，是一种灌输性的、以塑造为目的的、着眼于历史的向后看的德育。
20世纪以来，科学主义的无度张扬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和日益严重的社会道德滑坡使道德教育问题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灌输式道德教育所导致的德育与生活的分离在物质和技术压抑下进一步远离了生活。如果说，德育的存在仅仅是从内容上使古代学校道德教育与生活分离的话，现代德育则进一步在实质上从生活中剥离出来：道德知识成了从生活经验中抽象、概括、总结出来的道德符号，是道德符号而不是符号所代表的丰富的道德意蕴成为了道德教育的目标[1]。
在西方，从20世纪初美国道德教育家杜威对传统道德教育的反叛，到20世纪中期道德相对主义的盛行，道德教育理论得以极大发展，各种道德教育模式不断涌现，其中以柯尔伯格的认知—发展道德教育模式和以拉斯思为代表的价值澄清模式最为典型。这些模式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注重道德教育的心理形式，注重学生的道德判断、道德思维能力的发展，是对以往灌输式德育的反动与批判。柯尔伯格也由此成为影响西方道德教育几十年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但其后人们也发现了这种“思维德育”的严重不足，实际上是“道德符号”的另一种发展，是虚幻道德符号世界内的推理和逻辑演绎。到今天，以倡导主流价值观为特征的美国品性教育运动浪潮又兴起了新的学校道德教育改革运动。在中国，早在20世纪20年代陶行知先生就提出了“过什么生活，受什么教育”，“生活本身就是对人们进行教育”的主张。改革开放以来，观念的更新使人们深刻认识到远离生活的传统道德教育对人的生命的忽视和压抑，对青少年独立人格成长乃至对整个民族创造性形成的阻碍，主体性德育、情感德育、教会选择德育等教育研究热点不断出现，德育实效性的讨论也频见报端，人们一直在不断求索如何走出学校道德教育与学生生活世界的分隔所导致的道德教育的误区。以提升人的生命精神为己任的学校道德教育要走出危机，回归生活，首先需厘清对道德教育、生命与生活内涵和关系的认识。
（二）对道德教育与生命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人们对道德和德育功能的错误认识导致了实践中道德教育的异化。传统的道德被认为是调节人与人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政治因素的介入强化了其社会工具价值，德育的社会功能被无形中夸大到极致，而个体发展功能、享用功能则在现实中被消解了。这种道德教育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对人行为的约束和管制，道德也由此成了“无人”的道德，成了悬置于生命之上的异化，德育则成为“工具化”的德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