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都市人们的生活、工作节奏日益增速，人们面对面交流、沟通的时间逐渐减少。大多数人与电视、网络、手机等媒体的互动交流日益增多，与家人、朋友相处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人类传统的群体聚集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现代社会对传统家庭、人际关系的分割，造就了哈佛社会学家戴维·瑞兹曼所说的“寂寞的个体”。尽管如此，这样的疏离并不能减少人类对情感的需求，在传统慰藉方式不再有效的情况下，人们会求助于其他物件，“娱乐”就是最好的替代品。同样的娱乐人物、事件能够在不同人群中产生相似的情感，例如粉丝效应使怀有同样心态的消费者，能够聚集成一个不受传统关系制约的新型群体。
沃尔夫在《娱乐经济：传媒力量优化生活》中说，娱乐不仅可以拉近产品和现代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也能满足人们对归属感的渴望，因此，娱乐可以用于改善、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全球化时代，“传媒和娱乐产业正以其无所不在的影响，逐渐渗透到我们的经济增长、文化进程和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其对全球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不亚于100年前电力革命推动下的机器化大生产，也不亚于40年前计算机技术开辟的信息时代”[3]。近年来，中国电影票房从2010年的100亿元增长到了2013年的接近220亿元，这种飞跃式的增长直接得益于影片、银幕、话题等数量的增多。播放娱乐资讯的媒介几乎包围了人们日常生活工作的所有地方。不论是地铁、公交、电梯，还是影院、礼堂、商场、传统的卖场，这些地方经常腾出空地，为刘德华、成龙、章子怡等明星举办影片的首映庆典。娱乐无处不在。眼下的“娱乐”早就摆脱了字面上的意义，“娱乐经济”也发挥到了极致，可以和衣食住行及精神享受相结合。种种娱乐活动，都能转变成经济效应，电视节目中的植入广告，美食餐厅桌面摆放的精美摆件，体育赛事场地的产品海报，以及火爆电影中明星穿着的衣服、提及的玩偶、使用的手机等，无一不彰显出娱乐经济的力量。
当中国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人们不再满足于物质生活的丰富，作为精神需求之一的文化娱乐，成为凸显而迫切的需求。但是，传统电视长期以来“高高在上”的话语姿态、国家对媒介市场的严格管制，使得中国电视忽视了大众文化的潜在魅力。民营传媒公司敏感捕捉到中国电视娱乐的长期缺位的现实，选择娱乐资讯类节目这一市场真空地带作为切入点，并得以快速成长。以光线传媒为代表的绝大多数民营传媒公司把握住了产业政策下的市场痛点，对症下药，推出一系列不同于以往的电视娱乐节目，大受好评。光线总裁王长田对此有过总结，“一个节目带来了一堆节目，然后带来了一个频道，或者是一个公司、一个行业”。这里的“一个节目”是指光线的《娱乐现场》。[4]
（三）前行：戴着镣铐起舞
1999年以后，随着光线的《中国娱乐报道》、《中国音乐风云榜》等娱乐节目的系列播出，民营电视业怀抱娱乐的光环，迎来了艰难的起步阶段。2004年制播分离改革实施前，国有电视台垄断节目播出领域，国家对民营制作公司没有明确的管理条文，许多民营公司随时面临着电视台单方面修改合作规则乃至被有关部门叫停节目制作的危险。电视台的垄断地位，使他们掌握了所有的频道资源，拥有节目和广告的播出权，这仿佛一种镣铐，使民营电视制作公司的命运被完全控制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