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制的环境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国电影业的经济自主权，但产映垄断的固有机制和电影创作的传统理念并未完成自我突围。面对扑面而来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中国电影业的体制弊端不断暴露，各项经济指标持续下滑，到1992年前后，电影的发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之中。与已经处于危机中的1991年相比，1992年全国电影票房总收入从23.6亿元下降至19.9亿元，放映场次减少460余万场，观影人次下降38.5亿人次，比10年前减少近130亿人次。城镇观影人次更是骤降34%，减少约30多亿人次。发行收入和放映收入也较前一年分别减少17.9%和15.7%。制片收入仅为1.68亿元，不足总收入的十分之一。[4]“16家故事片厂中有6家亏损。拍摄《毛泽东的故事》和《狂》的峨眉电影制片厂全年利润仅39万元，不及一个大电影院的全年利润。”[5]
面对电影业犹如严冬的巨大危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于1993年1月5日，发布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提出：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等企业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影公司大一统的“一家天下”的影片发行垄断被打破，制片单位与地方发行单位的直接交易，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制片、发行、放映三方脱节的状况。对电影票的管控原则上也被放开，交由地方政府管理。计划管理模式的松绑给早已习惯了“统购统销”的中国电影市场带来了一场不小的混乱与震**。国内电影厂为了规避风险，纷纷压低影片制作成本，相当意义上来说它们已经不具备投产影片的经济能力。但出人意料的是，数据显示，1993年国内故事片产量仍高达152部，比当时产量最高的1992年的166部仅少14部。
那么，是谁投资拍摄了这些电影？据不完全统计，“电影制片厂自投资金仅14部，占9.3％；合拍片56部，占37％；国内社会集资拍片81部，占53.7％。也就是说，制片厂1993年投产电影的钱主要来自社会，社会集资拍片已成为国内制片业的主体”[6]。社会资本重新成为支持中国电影的重要发展力量。自由竞争的市场舞台给被重重束缚的国有制片业诸多压力的同时，却为以观念灵活、正跃跃欲试的“电影民间力量”打开新的窗口。伴随政策与市场的变化调整，民营影业开始了全面的回归与积极的摸索。
1994年，广播电影电视部召开全国电影发行放映会议，要求每年引进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和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至此，好莱坞、中国香港“大片”以分账形式登陆中国大陆影院，从而意外地既激活了中国电影市场，也给国产电影整个创作格局带来巨大压力。《亡命天涯》、《真实的谎言》等好莱坞影片更是以电影特有的视觉奇观冲击力，唤起了中国观众对电影娱乐性与观赏性的重新认识。
为建立电影业的市场经济新秩序，相关政策法规陆续出台。1995年，全行业所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得到确认。影片发行权拥有单位可直接向北京等21个省市级发行、放映单位发行影片，市场多主体局面初步形成。[7]1996年电影“九五五○”工程启动，主旋律影片在国家政治、经济手段的促进下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发展。商业电影也以“冯氏贺岁片”重新表现出活力。但政策并非市场良性运作的保证，1999年，在国产电影创作出现红火景象的同时，电影票房收入只有8.1亿元。随后几年，电影的票房收入都在8亿元—9亿元徘徊。[8]年人均进电影院看电影次数不到0.5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