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周东迁以后，王室衰微，诸侯之间的兼并愈益激烈，征战连年，有的大国吞并了四五十个小国，逐渐形成了五个霸主。到了孔子的时候，各诸侯国内有实力的大贵族又加紧了对公室（国君）的斗争，这些显赫贵族与公室的矛盾以及贵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非常激烈。春秋晚期几个大国都出现了大贵族控制公室政权的局面。晋国由智、赵、魏、韩、范、中行六家大贵族专政；齐国的田氏则能两次杀害齐君，控制齐国政权。而孔子所在的鲁国，实际上被三家大贵族（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所瓜分。一部《春秋》几乎就是诸侯之间征战讨伐的大事记。孔子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力宣传“中庸之道”，反对“无忌惮”行为，究竟是针对什么，不是很清楚吗？宣传“中庸之道”其目的无疑是要起一种协调作用。但是，与其说他是在搞阶级调和，毋宁说他主要是在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在当时激烈兼并和征讨的诸侯与诸侯之间，在不断冲突和厮杀的显贵与公室、显贵与显贵之间，“中庸之道”无疑是一种调和剂。
读一下《中庸》一书所辑的孔子言论，基调非常明朗，几乎都是谈诸侯、国君的为政要略，以及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尤其是在《天下》、《子路》、《哀公》等章里说得很清楚，都是讲“中庸”与治国、与处理诸侯之间关系等问题的。“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一个能把天下国家治理好、能对高官厚禄辞而不就，能征战沙场趋死不避的人、也不一定能达到“中庸”。可见做到“中庸”是多么不容易。这里很明显是对那些正在统治着天下国家、正在互相厮杀的诸侯国君们说的，你们虽能做到上面这些，但你们并没有达到“中庸”。在哀公问政的时候，孔子强调了从修身做起并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孔子所说的治国“九经”，主要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讲的是处理君臣的关系，“柔远人，怀诸侯”讲的是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只有“子庶民、来百工”讲的是处理国君与人民的关系。这怎么能说明他宣传的“中庸之道”是在搞“阶级调和”呢？
《中庸》一书所辑孔子言论，大都是政论性质，是针对一定事实论述的。子思的阐发则首先联系到“天命”，“性”，“道”等哲学命题，从“情与性”的角度来阐明“中庸”思想，所以他提出了“中和”这一概念。他把“中和”视为至善至美之德，如同“中庸”一样。他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那么什么是“中和”呢？他解释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意思是说，人们把那种至善至美的情性存于心，叫做“中”；表露出来，达到无过无不及的合适界限叫做“和”。如果把这种“中和”推广开来，那么天地万物都会各得其所并能发展了（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子思这里所提的“中和”，与孔子的“中庸”基本上是一个东西。不过他更强调了情性方面，强调人们要克制（即“未发”和“中节”），这一点与孔子反对“无忌惮”也是一致的。他们都是针对春秋时期及战国初期诸侯兼并、显贵争夺的政治动**局面而发的，尤其到了子思的时代（战国初期），这种混乱更加严重，所以他把孔子关于“中庸”的言论集中起来加以阐述，用“中庸”和“中和”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调整各个诸侯之间与显贵之间的冲突，以达到国家、社会的稳定。
毋庸讳言，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作为封建王朝的思想武器，取得了统治地位，“中庸之道”作为儒家学说的一部分，也曾被用来作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工具。“中庸之道”既然包含了协调主义，那么在阶级对抗加剧和矛盾爆发的时期，它自然会起到某种调和阶级矛盾的作用。但是，这里应该弄清楚，统治阶级在镇压人民革命的时候，是并不讲“调和”的，不能认为他们讲“中庸之道”就是宣扬“阶级调和”；而被压迫阶级进行革命斗争，也并不是要“无忌惮”，极端行为对革命并不利。两千年来，“中庸之道”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巩固其统治的思想武器之一，并不是因为“中庸之道”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而是因为统治阶级利用“中庸之道”来协调统治阶级内部以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这种协调无疑是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