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异凡认为必须清理斯大林附加给社会主义的东西，如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把高速度发展当做社会主义的规律；把农业集体化看作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等。必须恢复某些社会主义本质上应有、而被斯大林破坏和取消的东西，如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法制等。他反驳了一种看法，有人认为斯大林强调高速度、高集中是因为苏联当时面临战争危险，没有别的选择。实际上斯大林在同布哈林争论的1928—1929年间并不存在战争危险，1931年起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空前的经济危机，根本无力发动战争，希特勒上台是1933年。因此战争危险无非是为高速度、高集中辩解的一种借口而已。
闻一认为高速度产生了巨大的离心力，导致农业下降，工业停滞，靠行政手段维持，产生官僚阶层等，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加以错误的概括、总结，它把非社会主义的、甚至是背离社会主义的东西（如脱离现实的高速度，大而公的集体农庄等）固定为正确的理论；把暂时的抉择固定为长期的国策；把领导个人的意志和愿望（如“赶上和超过”的口号，阶级斗争尖锐化）固定为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把实际存在的多种选择简化为一种选择。这样便形成一种僵化的模式和思维方式。
徐天新认为对农民问题的错误认识和政策是斯大林模式的一个根本问题。王正泉考察了苏联政治体制方面斯大林模式的形成，认为高度集权的体制是列宁时期就开始的，而最终形成是在30年代，这是与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同步发展的。
张中云概括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有三个特征：高度集中的自上而下的计划管理体制，它培植了官僚阶层，效率低下；忽视人们的多种多样的利益；突出领袖人物的个人作用，遏制了社会主义民主。马龙闪分析了作为“苏联模式”组成部分的苏联思想文化体制。
在1987年召开的第二届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座谈会上，吴恩远认为，在重评斯大林模式时必须把斯大林模式和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全部丰富内容区别开来；把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和对斯大林本人的评价区别开来；不能笼统用斯大林模式概括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全部方式和道路[13]。
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期间，举行了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研讨会。大家认为，《教程》是苏联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苏联党内长期存在的斗争的产物，反映了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看法，展示了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这本书影响了一两代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其主要问题是开创了按政治需要来任意裁剪历史的恶劣先例；把苏联人民所经历的内涵极其丰富的历史简化为一部党内斗争史；一部阶级专政史；把人类的丰富智慧简化为只有马克思主义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固定化了的体系；确定了一个单一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宣扬了对斯大林个人的迷信和神化；用通过精心编选的领袖的话来给历史事件下结论，开创了不顾历史背景，断章取义地引用领袖语录的先例。
会上同时讨论了由《教程》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对于产生这种模式的客观原因（国际形势，战争威胁等）所起作用的分析上有不同意见[14]。
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探讨，正在逐步深入，不久以前，还主要研究20世纪20至30年代经济建设中某项政策的经验教训，如集体化运动的起因，斯大林关于经济建设的两个口号，肃反扩大化等。现在则在探讨这一模式产生的原因、思想根源，它的发展趋势。有些同志并把这一模式与苏联传统文化联系起来考察。如金雁发表了《俄罗斯传统文化与斯大林模式》[15]，并就这一问题准备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