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人与大作家们没的一比，但乡土同感酷似。自从三十多年前“农转非”进城上大学以来，虽然经过“努力奋斗”，也没有成为平凹老兄那样有成就的著名作家，但至少也是一个有资格“坐在家里”搬弄文字的长辈级了，竟然同他们“大腕”的感受一样，自己也始终觉得是个“土老帽农民”，顶多是个“披着教授外衣的农民”而已，少有城里人的感觉。虽然活了近50年，在乡下的时间只有17年，剩下的三十多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城里混日子，但青少年时代“农村娃”的身份认同感已经融入我的血液里，根深蒂固、魂牵梦绕，一直感到自己是一个临时客居在城市里的农村人。
特别是这后三十多年的“农转非”城市生活，介于城乡间的身份过渡和焦虑，一直撕扯着我的身和心，使我感到“自从进了城，从来就没有真正高兴过！”有时在精神上甚至有些“撕心裂肺”、痛不欲生！值得庆幸的是，在自己青春而不阳光、物质生活上丰衣足食但精神饱受痛苦折磨的日子里，在长期处于“黑暗中摸索”状态的城市岁月中，之所以能够一直走到今天，可以说与两个“贵人”相助不无关系。
一个难得的“贵人”是，在我还是18岁“小青年”的时候，遇到“潘晓”（潘祎、黄晓菊）。他们当年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出的“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呐喊，把我从恍惚中突然“震醒”：原来并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可怜，竟然还有像我一样渴望“掏心窝说话”的同路人，他们城里孩子也和我这个农村娃一样困惑、痛苦和不幸！这使我从极端封闭褊狭、无比孤独郁闷的恶劣心理状态中逐渐解脱出来，终于没有因为“想不开”而走上绝路。
另一个难得的“贵人”是，在我临近而立之年成为“老青年”的时候，遇到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先生。说是“遇到”，其实当时与他本人并没有在空间上真正相遇，像兰州那个叫杨丽娟的30岁女粉丝在香港见到膜拜偶像刘德华那样（当然我没有极端疯狂到她那般程度），终于在中国人民大学真正近身见到樊纲先生，那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我作为樊纲先生的学术粉丝，敬佩他深厚扎实的经济学理论素，被他严肃规范而实在透彻的理论著作所折服。当时我在山东，曾主编了一本《宏观经济分析》教科书，其中有关“总供求分析”一章，实际上是对他主笔的大作《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进行了一个“创造性转述”，因此，书出版后我就通过邮局敬递了一本给他，并附了一个短信，诚恳说明拜师领教请指正之意。不曾想，过了几天竟收到樊先生从北京寄来的包裹，里面有他写的两个小册子，同样附了一个短信，上面写了几句鼓励的话。
樊先生寄送的两本书中，有一本就是他的准自传《求解命运的方程：一个青年经济学家对人生的看法》（北京出版社）。这本书可了不得！它对于我在“理论”和“实践”上，最终搞懂人生是什么、人生选择是怎么回事儿，可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性影响。接到偶像专门寄来的书，自然是受宠若惊！知道什么叫“如获至宝”、什么是“如饥似渴”吗？那感觉就是！连续三天三夜，看了想、想了再看，反反复复……就如同暗夜中遇到了一盏明灯，心里无比亮堂，精神无限愉悦！
我写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感恩，为感谢这样两位“贵人”而做的个人努力，我期望这本《多元成功路》也能像他们两位对我人生选择起到重大指导的影响一样，对目前正陷于“潘晓式困惑”的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认识感悟人生的意义，有些许帮助。
樊纲先生，现在已经从当年一个著名“青年经济学家”，转变成一位著名经济学大家了，而我连“非著名经济学者”都称不上，顶多是个大学校园里的教书匠，因此，在传统“成功”的意义上，似乎不可与他同日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