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民工荒”也是不健全的劳动力市场机制作用的自然结果。虽然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机制尚不健全，但供给与需求及其反映在价格上的博弈机理已经发挥作用，“价格低廉则减少供给，供不应求自然促使价格上涨”的基本规律在总体上不会有什么不同。据2004年9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调查显示：12年来，珠三角地区民工月工资仅提高了68元，如果把物价等因素考虑进去，实际上是负增长。民工们不仅工资低，而且还往往欠薪。“民工荒”背后的实质是“民权荒”，工作环境和条件恶劣，社会福利措施不到位，工作安全和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必要满足。
此外，从民工供给“根据地”的状况来看，有三个方面的拉动因素使东南沿海地区民工在总量上大大减少供给倾向。首先，由于实行计划生育，这一代打工者多为独生或二生子女，其父母不愿意让孩子出外干辛苦而危险的工作；其次，由于近年来国家“三农政策”的实施，在农村虽然不富裕但不必“背井离乡”也可以过上“低水准的逍遥自在”日子；再次，内地近年来第一代民工们也陆续“拷贝”开办了一些低技术含量的小企业，其工资比沿海低，但由于消费也较低，又节省了流动成本，所以很多人选择了进本地工厂就业。
近年来“民工荒”现象折射出重要的宏观意义。
首先，“民工荒”的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在素质结构上。职业技术工人稀缺与大学生就业难同时并存，与中国教育人力资源开发体制和激励机制逆向错位有直接关系。对于中国这样的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更应成为其整个教育体系的主体组成部分，也是推进整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主动因。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却长期滞后，大批新成长的劳动者未经任何职业技术培训就参加工作，难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这是“技工荒”的体制性原因。
其次，“民工荒”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发生历史性逆转。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托所谓“低成本”比较优势支撑。低成本首先是低劳工成本，这就表现为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沿海发达地区遍地开花的“血汗工厂”，这些工厂大都是“两头在外”，依托低廉的民工成本支撑，逐渐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企业。这些地区和产业吸纳大量“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内地打工者，其宏观效应有二：一是内地大片土地撂荒，农业生产萎缩，农产品供给减少，导致以食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上涨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通胀；二是占人口绝大多数比重的农民收入大幅下降，导致内需严重不足。内需不足，以低成本生产的产品自然倾销海外，外贸顺差逐年增大，由此引发所谓“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由此看来，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货膨胀的总根源，其实说到底，就在于“中国制造”的低成本陷阱，而“民工荒”可以说是中国经济走出“低成本陷阱”的标志性事件、转折点和重要契机。
再次，“民工荒”也为改善劳资关系、维护民权以及整个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良好机会。借此机会，通过建立健全企业民工集体谈判制度，特别是农村、农民和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彻底改革教育人力资源开发体制，建立完善的农村、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可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为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经济起飞”，提供良好制度基础、社会环境和人力资本条件。
但是，就劳动者个人职业选择和发展方向来看，“技工荒”同时也折射出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不断提升自身人力资本素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