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沿海地区“民工荒”实质上是“技工荒”。青年民工要真正维护自身权益，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应注意学习进取，不断提升自己的职业素质和技能。
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市场上的悲惨遭遇，主要源于供大于求的非均衡市场态势。
长期以来，大量无特殊职业技能、仅靠体力干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就业空间有限的沿海发达城市，而且主要拥挤在狭小的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以及有很大波动性和不确定性的建筑业。在这种供求严重失衡的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弱势的民工根本没有讨价还价能力，没有提高加码的专业化人力资本，因此只能忍受资方压榨和剥削，在自身权益受侵害时无法获得自我保护。
但是近几年，很多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企业却频繁遭遇“招工难”的困扰，纺织服装、饮食服务、电子玩具等许多“两头在外”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往往为“用工短缺”而犯愁，特别是2008年春以来，沿海珠三角、浙东南及闽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连续三年发生“民工荒”。这种现象虽有总量问题在其中，但主要是区域性、结构性的。其中有宏观经济方面的政策含义，但对于青年学生和进城农民工来说，更有微观职业导向意义。
从总量供求关系来看，民工劳动力供给有所减少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1949年以来中国人口变动中，1958—1961年是一个显著低潮，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再次进入一个人口出生率相对减少的时期，同时1971年以后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1979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正好使这一时期出生率出生的孩子大大减少，而他们大致在新千年前后陆续进入社会；再加上始于1999年的大学扩招政策，又使每年约500万就业人口暂时滞留在学校里。这些宏观因素显然会使民工劳动力在总供给量上大大减少。
但是，仅从人口和劳动力总量减少角度，还远远不能解释2004年前后发生的大规模“民工荒”现象。据统计，进城民工人数总的来说是逐年增长的，人口和劳动力总量只是相对（人口发展规模和总体态势）减少，而不是绝对减少。就全国范围来看，民工流动无外乎南、东、北三个基本流向。近年来，南流广东民工形势已经大不如前，这首先是由于全国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等重大战略的实施，不同程度地吸引了相当多的内地劳动力；其次是国家“三农政策”的有效实施，使农民种地收益提高，湘、鲁、豫、皖等农业大省已有大批农民工陆续返乡种田；再次是东部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快速发展，当地政府的优惠政策支持和企业优惠工资明显高于珠三角。加上珠三角引进的主要是以港资、台资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部分企业对人工的敏感比后来大量投资长三角的欧美跨国公司要高得多，而相比之下后者在管理规范性和人性化等方面也要好得多。
更应该看到的是，民工短缺存在明显的素质、年龄和性别等结构性特征。“民工荒”首先是“技工荒”和“素质荒”，短缺的主要是高级技工型人才，基本状况是所谓“三多三少”：技工文化程度低的多，高的少；技术等级中低的多，高的少；高等级技术工人年龄大的多，年轻的少。其次是25岁以下青年民工短缺。再次是在性别上，目前珠三角企业中，短缺的主要是青年女工，而求职难者则以男工为主。从打工民工的人口特征来看，流动近年来在外打工的农村青年男女，大多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生育低潮出生的第二代民工，多数都有初中文化程度，工作期望值也较高，但缺乏吃苦耐劳精神和职业教育技能，并且很多人既不安于务农也不甘于在城市“血汗工厂”吃苦受罪。这样的人群很容易在外在因素影响下减少劳动力供给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