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在我们的某些话语体系中，“普通劳动者”也不一定是一个褒义词，甚或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依然是个贬义词，要不也就不会有前几年关于“大学生是不是普通劳动者”这样热议的话题了。2006年5月23日，我曾在《新京报》发表过一篇关于大学生作为“普通劳动者”何以就成了问题的评论，这个话题很能折射出关于“劳动”和“劳动者”在我们社会意识形态上的新旧时代含义，现将原稿内容转载于此以供读者朋友参照思考。
大学生作为“普通劳动者”何以就成了问题
5月22日，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有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时谈道：大众化时代的大学生不能再自诩为社会的精英，要怀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和定位去参与就业选择和就业竞争；广大高校毕业生，尤其是家长要更新就业观念，调整就业期望，在正确判断形势的前提下适当选择就业岗位，以多种方式努力实现广泛就业。
我以为，这个观点表达得很“中肯到位”，也确实“切中时弊”，但亦为“通理常谈”，应该是每一个从小受“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大学生们都能“理解”的常识性观点（作为成人的家长、老师就更不用说了），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称道或批评的。而没想到的是，此并非“警世危言”的谈话，一经报道竟引起轩然大波，关于“大学生是否应定位普通劳动者”竟成了一个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一时间争议连连、议论纷纷。于是，这个“不是问题反成问题”的事情本身反而很有点意思了，似乎值得我们深究其因。
本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人都是被“劳动”定义的。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并且是重要到如此地步，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也就是说，人需要通过劳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要成为“劳动者”然后才能成为“人”。
说到大学生，作为一个“成人”而就业，其所面临的并非是否应该“定位”为劳动者的问题，而是要成为人必须被劳动者“定义”的问题。至于是“普通”还是“非凡”劳动者，不能由你是大学生的身份来判断，而应该由你在社会中能干什么事、能作出什么“劳动贡献”来决定。由此看来，说大学生应怀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和定位去参与就业选择，难道还是一个有什么需要争论的“问题”吗？
但是，它确实成了一个争议问题。这就不能从理论上“讲道理”，而应该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找原因。人们之所以觉得将“大学生”与“普通劳动者”联系在一起是个问题，我想直观原因无外乎有三：
其一，在我国，高等“精英”教育既是传统理念也是历史现实，大学生是“天之骄子”不是“普通劳动者”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其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中国儒家文化遗留下来的“坚硬”的意识形态，在人们的心目中，所谓“普通劳动者”就是工农大众这样地位低下的“体力劳动者”，大学生是“念书人”怎么能将他们说成是普通劳动者呢？
其三，广大的家长们“望子成龙”，将毕生血本都投资在孩子身上了，学校老师们也“呕心沥血”地提高学生升学率，这样好不容易上了大学、毕业了，却“沦落”为普通劳动者，这实在让人“接受”不了！联系这样的现实情况，人们对此聚焦关注、议论纷纷看来也是“很正常”的。
目前，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其耦合因素比较复杂。
表层原因似乎是因为“扩招”引致供给过剩造成的，以及高校专业结构与社会需求脱节、劳动力市场信息服务体系不健全，还有这里所说的大学生及其家长就业观念调整等，这样一些问题莫名其妙地纠缠在了一起。
但如果深究起来，这样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又是因何缘由而产生的？我们就会发现根子都在体制层面：“扩招”其实是一种典型的政府指令性计划行为，高校专业结构与社会需求脱节是因为高校缺乏自主权和积极进行适应调整的动力，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是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的最大障碍，而大学生，特别是家长之所以不甘于“普通劳动者”定位和岗位，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是在既有体制利益格局中投资（让孩子）上的大学，怎么就甘心如此这般“屈就”而放弃原来的投资预期呢？所以，不在体制层面有所突破，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将永远在“救火”状态中顾此失彼、煎熬徘徊。
由此看来，如果就此要提什么对策的话，回答很简单：短期，就事论事地从以上几个方面找法子，如采取弹性学制、调整学历教育层次结构、为大学生开展职业生涯规划培训等；长期，根本出路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不失时机地”在教育这样关系“民生”的重点领域有“新突破”，特别是加快高考等已经成为矛盾焦点的核心体制改革力度，按照“行政的归行政，教学的归教学”的基本思路，尽快形成“政府宏观调控，高校自主办学，社会力量协同”的新体制框架。
唯有如此，才能将我们广大的学生、家长和老师们从应试教育的“苦海”中真正解救出来，大学生就业问题也会最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下“自然而然”地得到彻底解决。
这个引述可能将话题给扯远了。但是，要从我们农村青年感应的“劳动”情景，说到进城以后将在各种“非农化”的产业或事业领域作为职业从事的“工作”，包括我们大多数农村青年作为“民工”从事的“打工”生涯，我们就不能不把这两个相关词语在不同社会语境和时代背景下的含义抠抠清楚。
当然，即使同样进到城里、进入工业化社会的生活场景，人们所从事的工作在性质上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数百年前，处于“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由于纺织业的利益拉动，农业资本家的羊将很多农民家园中的土地“吃”掉，而使他们不得不到城里打工，最后变成除了劳力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数百年后的今天，处于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中国，无数内地农村青年扛上背包走向沿海城市，在大大小小的工厂流水线上，以自己苦难的劳作真实经历着卓别林当年在无声电影《摩登时代》中演绎的“工作”情景。在这些广大“城市劳工”身上，留下的劳动印记仍然是外在而苦难的。
如果不是“残酷的现实”就是如此，传统经济学，特别是劳动经济学也不会作出那样的理论假定，即劳动对人来说意味着一种“外在的苦难”，并将劳动假定为一种给人带来“负效用”的东西，是人们“谋生的手段”。其基本理论基础就是：劳动是为了挣钱吃饭，工作就是为了谋生。吃饭、谋生是目的，劳动、工作是手段，人们都是为了“挣钱”、“吃饭”而不得不劳动或工作。
在当今中国沿海城市，在黑黑的矿井下，在机声隆隆的工厂车间里，从农村外来的打工仔、打工妹，每日没黑没白地干的，还是一种外在的、被迫的、不自由和不人道的粗活，甚至是“苦难深重”的苦力活。
但是，进城的民工们干的，毕竟是与机器打交道的“工作”，而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活”，虽说都是劳作苦难，但这种工作，比我们农村青年干的“农活”，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比较大，挣的钱也多，所以我们才有到城里“打工”的欲求和动力。
那么，抹去从“农村劳动”到“城市工作”的历史特殊性和跨时代差异性，工作对于人来讲究竟有没有一般性的内在意义？从未来后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来看，现代城市工作究竟应该是一种怎样的人性化前景呢？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清楚的一个关键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