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分，学生的命根。”我们应试教育的弊端大概就在这里。走出应试教育陷阱，我们青年人才有希望，才有美好的明天。
对于国人来说，无论是谁，说到应考、升学，似乎都有一番“酸甜苦辣”滋味在心头。像我这样三十年如一日在校园里过活的人，作为应试教育最大的受益者，同时也是应试教育最大的受害者，对于应试教育的“好”和“坏”，应该说是既有主观痛切感应又有客观评价信度的。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对有限而稀缺的资源环境，与我们的同类发生利益冲突，与他人展开生存竞争，实在是一件不可避免、也无可奈何的事情。号称“世界第一CEO”的杰克·韦尔奇，在通用电气公司执政的二十多年里，一直推崇“数一数二”战略，特别强调“区别对待”考核评估制度。他说这种优胜劣汰的游戏规则，是每个孩子在小学橄榄球赛场上就已开始懂得和学会了的，在这个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社会中生存，我们不“争强好胜”行吗？
在我们这个纵向一体化的金字塔式社会架构中，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应试教育征途上，与同道同志又同学的同行者竞相争夺稀缺的教育资源，作为极度短缺教育资源供给的需求者，以及奇缺优质教育资源诸如重点或名牌学校和学位之类的追逐者，其间的攀比竞争往往是极其恶性和残酷的，甚至，近年来陆陆续续、越来越频繁地发生过一系列惨不忍睹的应试竞争悲剧。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现实出发来看，这些情景也都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但是，什么事情都有个度，也有个人心态和人性伦理底线约束的问题。回顾恢复高考三十多年来，应试教育效应的基本判断是：前十年复制性回归，正面效应突出；中十年摇摆性变动，公平与效率矛盾交错显现；后十年适应性调整，负面问题日益凸显，并成为社会矛盾和不和谐的焦点。
刚恢复高考的那几年，虽然对于大多数应考青年来说，招生录取概率小到成为“不可能事件”，但那时大家横向攀比竞争的感觉，并没有现在这么明显。不知道当时同龄人究竟持有着一种什么心境，那时我自己与身边同学们并没有太多的攀比竞争心理，不仅中学阶段是如此，就是后来到了大学阶段，乃至若干年后的研究生阶段，也都是如此。要说在那个时代，“一次分配定终身”的内忧外患、后顾前虑也是相当大，但不知为什么，我自己一直对“分数”很迟钝，没有像现在的青年学生们如此这般有些神经质地敏感。
正是因为在这个应试教育的圈子里，反而对应试教育的“恶劣影响”感觉得异常真切，甚至“痛心疾首”。参加工作后，经常被逼无奈，每工作若干年，由于“学历阶梯性低势压力”，而不得一次又一次重新走上应试路，以致在黄金的十六年生涯轨迹上，留下了一个“5-3-5-3”（即五年老师—三年学生—五年老师—三年学生）的规整线路。结果，数十年的应试教育生涯在自己的心理上，还是留下了一些莫名的“应试后遗症”或“竞争性阴影”。
可是，我在职业生涯中发现，多少年来，一级一级从四面八方走进来、又一届一届从我这里走出去的青年学生，在他们心理状态和行为表现上，这种“应试后遗症”或“竞争性阴影”有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