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这种“妥协”是应对危机而采取的必要策略，但事后紧跟着必须有后续的“亡羊补牢”举措，在一些基本制度规则及长效机制建设方面切实拿出治本之策。否则，一旦这样就事论事、特事特办的“例外处理”成了一种常态或惯例，必然给后来者带来传染性很强的逆向示范效应，从而引发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的“跳楼秀”、“跳桥秀”等自杀要挟事件。到最后，必然会逐渐吸食和瓦解所有正常的制度规则或社会秩序，导致极度不和谐、极端不稳定的社会性后果。
最为可怕的恶果还在于，这种“自杀要挟”心理和行为具有很强的代际传承机制和放大效应，它会传递给正处在或已经“成人”的新生代这样一种强烈的“不负责任”信号：你可以不努力，可以不负责任，可以不守规矩，就怕你不会闹；不闹不解决，一闹什么问题都解决。
一些偶尔“自杀要挟”的无奈举动，发生在那些求告无门、“讨不到说法”的农妇村姑身上，人们抱以万分同情；发生在讨不到工钱、走投无路的民工身上，大家也可以接受和理解；但是，对于一个受过数十年正规教育、早已到了成年自立年龄的博士生或硕士生来说，发生这样的“要死要活”要挟闹剧，就有些让人同情不起来了。
虽然你可一时得逞，以某种令人担忧、害怕的特殊情绪宣泄或精神状态，将那些把守规则门户的人“吓怕”并如愿以偿地达到欲求的目的，但令人堪忧的是：你在家里，爸妈可以将你当孩子惯养着你；你在学校，老师可以将你看作是“学生”，虽然是早已应该自立自强的成年学生，让着你哄着你；但走上社会了，谁敢保证永远有人“怕”你？一个年轻人，今后的路还很长，如果“吃惯嘴头”了，一直按照这样的惯性心理、思维和行为走下去，动不动就泼妇无赖般要死要活来吓唬人，这样的人生和职业生涯路你能星光灿烂地走到头吗？
去年11月25日，上海海事大学刚入学不久的女研究生，因为校方拒绝其携母住宿上学，在卫生间用两根毛巾相系，将自己吊死在水龙头上。消息一出，自然引来社会各界议论纷纷，很多人谴责校方当事人的冷漠、同情死者所遭遇的贫困窘境，以及社会的黑暗和弱者的无奈。
对类似频发在校园中的见怪不怪的或自杀或要挟事件，我曾在此前的六月份就身边职业生涯事（一女研究生自杀要挟闹事）发过一番感触，当时因为攸关当事人直接利害，故只写过一个泛泛而谈的评论《谨防自杀要挟流感》，发表于《改革内参》。本来觉得自己将该说的话都说了，对杨元元这个新闻个案也“懒得”再说三道四了，但一天凌晨突然醒来，想想日前发生的莫名其妙自杀事件，还涉及“学经济学”、“女研究生”、“母亲”和“知识改变命运”等这些关键词，老是在脑子里将它们串来联去的，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似乎不说点什么就会憋死似的，于是翻身起床，权且将数月前这件自杀要挟事件中当事女生与我的通信发在博客中，以此作为对死者的悼念，对生者的警言和祝愿，也借此解救自己漫漫长夜的失眠之苦。现再转录于此，供青年朋友、青年学生特别是青年大学生们审读思考。
尊敬的李宝元老师：
您好！
我是一名应该在今年6月份毕业，走向社会，为国家为家庭为自己承担责任、实现价值的普通研究生×××。但是，经过了2009年6月3号下午的那场毕业论文答辩，我的人生完了。
2009年6月3号下午进行了经济学专业的硕士毕业论文答辩，答辩组老师判定我的论文不合格，对此我实在不能理解，也无法理解，更无法承受这样的结果，在没有任何信息的情况下，我的一切都完了。
我认认真真地在这所大学读了七年的书，毕业论文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反复修改，在论文通过了内外审之后，居然得到的是这样一个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