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家海事博物馆对比，这些结果更为显著。国家海事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杰弗里·卡伦德爵士从20世纪20年代早期参与该项目，一直到他1946年去世。他的长期参与实现了国家海事博物馆的创建和最初布局的完成，他保持着与一大批政府工作人员的关系。其中，他与三个人的关系特别要好，因为他们与国家海事博物馆和科学博物馆都有很大的关联。最年长的是斯坦诺普，他是国家海事博物馆信托基金会（1927—1934）和国家海事博物馆受托管理委员会（1934—1959）的主席。此外，1930年，他加入了国家肖像馆董事会，于1941年被任命为常务委员会主席。[109]对科学博物馆来说很关键的一点是，他是1937—1938年教育委员会的主席。[2]同样重要的是威廉·奥姆斯比-戈尔，保守党和工党联合政府的议员。他在1938年继承了父亲的职位，成为哈里克男爵。1934年6月29日，他在工程建设部任职期间推动了对国家海事博物馆条例草案的二次审阅进程。由于没有“国家海洋探险”展的声明，他被麦金托什在投诉信中称之为国家海事博物馆的“首席产科男医师”。[110]正如前面提到的，威廉·奥姆斯比-戈尔于1936年1月推迟了中楼的建设。此外，他积极关注许多其他主要宝藏馆，如大英博物馆和威尔士国家图书馆，并于1949年任常务委员会主席。[111]最后一个是埃里克·德·诺曼（EricdeNormann）爵士，他是工程建设部首席建造师。用利特尔伍德（Littlewood）和巴特勒（Butler）的话说，他是国家海事博物馆发展的关键人物。他在职业生涯中一直致力于国家海事博物馆的工作。[112]所有这些人出于不同的原因参与国家海事博物馆的工作，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卡伦德的在职以及与卡伦德之间的友谊。此外，这些人都卷入了机构的竞争，特别是科学博物馆和国家海事博物馆之间的竞争，他们的个人偏见影响了他们的专业判断，他们夸大了科学博物馆的其他缺点。
很显然，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个环境造成了科学博物馆计划的延误，但这些因素确实没有降低延误的程度。总体而言，贝尔报告的第二阶段延迟了三四十年，而第三阶段由女王于2000年开启，正好在贝尔报告被提出整整88年后才被启动。幸运的是，科学博物馆在南肯辛顿之外扩展了存储空间及展览空间，否则它容纳藏品的能力将会受到限制，并且远远超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受限情况。
收集战争留下的藏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的收藏材料繁多。大件物品，如飞机和坦克，小件物品，如防毒面具和收音机，或者微小物品，如战争办公室里的海报和小册子，这些物件都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被收藏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藏品收集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空白时期，尤其是帝国战争博物馆还没有开放前的时期（该博物馆直到1917年才开放）。科学博物馆担心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展品收集又会造成这种空白期，于是在战争早期就开始收集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