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科学博物馆来说，1954年是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对航空藏品的关注已经过去，因为在中楼完成之前，对帝国理工学院的安排使西展区得到了保护。第二，舍伍德·泰勒决定将天文馆从中楼分离出来。[100]这个分离行为使包括天文馆主管亨利·卡尔弗特（HenryCalvert）在内的很多工作人员感到不安。舍伍德·泰勒的理由是，该分离可以保证迅速完成这两个项目，但这并不表示天文馆认输。[101]最后，1954年后期，财政部批准建成中楼。[102]这个批准激起又一轮对新大楼建设和老展区重建计划的强烈兴趣。
天文馆与科学博物馆的分离给展区的分配和科学博物馆未来的扩建带来了显著的后果。天文馆的中楼没有被批准后，哪里适合天文馆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舍伍德·泰勒的计划得到了科学博物馆咨询委员会的批准。他计划将天文馆建在未来西展区的地下室——紧靠中楼的地下室。这解决了一直困扰天文馆多年的重大问题：怎样才能在科学博物馆关闭时，得到特别的访问权。西楼完成后，通过这个新的位置，穿过街道，就可以访问科学博物馆。另外，这个计划很重要，因为它降低了中楼的楼层。因为天文馆和天文藏品不再占用中楼的空间。[103]如果没有做此决定，航空藏品目前的展览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决定对科学博物馆实际的物理结构影响较大，因为它为飞行展区提供了空间。自从1963年开放以来，飞行展区一直是科学博物馆的标志性展区。
天文馆是中楼建设延迟的主要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科学博物馆建设延迟的原因可以归结于两个方面：一是缺乏独立且政策连贯的领导部门；二是缺乏行政和财务的自主权，这是科学博物馆面临的部门间斗争的根本原因。缺乏一位长期任职的馆长使得部门之间的交流变得复杂。且随着馆长们的个人议程不断变化，科学博物馆的长远目标缺乏一致性。另外，受托管理委员会（BoardofTrustees）的空缺导致科学博物馆职员在部门内部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并且也放大了馆长职位不断变更的影响。这种情况将科学博物馆置于和其他宝藏馆不对等的地位，在许多方面，降低了科学博物馆对政府的影响力。
许多人认为，由于各种原因，文化机构需要从政府那里获得管理的自由。对于大多数的机构来说，需要建立一个受托管理委员会，作为政府和机构之间的缓冲剂。最早的一个例子是，1753年成立的大英博物馆由受托管理委员会管理，然后由受托管理委员会直接报告给议会。同样，在20世纪初建立的国家海事博物馆独立于政府部门，这是一个很高的特权。1934年，这个博物馆被受托管理委员会掌管。[104]科学博物馆与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直到1984年才实现类似的独立。[105]从历史上看，科学博物馆在教育部的控制之下，其任何重大项目必须获得教育部、财政部和工程建设部的批准。在此期间，科学博物馆确实有一个咨询委员会，但它并没有真正的实权。虽然委员会的建议都得到教育部普遍的认可，但委员会对教育部之外没法施展影响力。这种关系是天文馆及中楼扩建延误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