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姆·波恩
保持和记录的愿望与对教育的需求之间，以及对过去的反应与当前和未来的需求之间的张力，形成了贯穿科学博物馆整个生命历程中一条连续的线。
——尼尔·科森斯（1993）[1]
一个人切身经历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比其他任何时代的改变都更剧烈，这个观点通常是错误的，尤其是对历史学家来说。同样，过去30年标志着科学博物馆管理发生了重大转变，不仅包括其公众形象和人员结构，事实上，还包含所有其他与管理相关的不同方面，这些方方面面在本书的各个章节都有讨论。一个简单的章节不能涵盖这一时代科学博物馆的整个历史，更何况还要同时考虑在更广的范围内，也就是所有国家博物馆都在发生深远变革的背景下，关注科学博物馆所发生的变化。除此之外，我们还将考虑科学博物馆在历史和科学传播中持续辩证的发展。换句话说，收藏和互动是这一时期尤其对立的两个方面。[1]
科学传播和科学史
如果博物馆可以清楚自己在科学史和科学传播方面的辩证关系，那么它也该注意到从1857年起，争论的双方都采取了不同的形式。19世纪，南肯辛顿博物馆的科学部提供了斯迈利森（Smilesian）文物去激发公众对工程天才的钦佩，也为理性娱乐活动提供了科学的工具。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公众见证了普通的展厅展示科技主要分支的“发展线”，这条发展线由一个后来被命名为“儿童馆”的介绍性展厅补充完整。与此同时，科学博物馆致力于物质科学在实践和应用方面的展览，这种在较多困难或较少困难之间进行折中的辩证思想在展览中也许很容易被察觉。我们可能把“它怎样工作”的展品与物品的历史发展顺序合在一起，看成辩证思想在行动中的一种隐形表达。直到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展厅和展览的规范才形成。
戴维·福利特和玛格丽特·韦斯顿扩张性的领导对博物馆随后的历史有几个重要影响。在本章第一部分，我以他们在任时的两个主要行政举措为例，来说明科学史和科学传播这一辩证性的两个方面。一方面，1976年威尔康医疗藏品以永久租赁的形式转移到科学博物馆。在漫长的谈判之后，科学博物馆的天平偏向社会历史方向。[2]科学博物馆在1986年“发射台”互动展厅的开幕中，见证了用更多教育干预来补充以展品收集为基础的展览这个发展趋势的**。这创造了一个新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是新的社会历史博物馆和旧的科技部门需共同面对的挑战。另一方面，我在考虑这些因素如何与尼尔·科森斯长达15年的改革精神进行相互作用。自从1967年科学博物馆服务部门建立之后，这些侧重点的差异再也没有被清晰地讨论过。但是，从科学博物馆组织结构的改组、产品的交付，尤其是从展览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些差异。
威尔康藏品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