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观点不仅仅出现在科学博物馆场地问题的讨论中。事实上，在战后，全球博物馆进行改善，此时，科学博物馆成为博物馆公共形象的一个重要部分。早在1919年11月，科学博物馆在与帝国战争博物馆论战之前，《博物馆杂志》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如果存在战争博物馆，为什么没有和平博物馆呢？》（“IfaMuseumofWar，WhyNotaMuseumofPeace？”）[7]的文章。文章作者是英国文化协会的秘书长J.L.迈尔斯（）。文章通过帝国战争博物馆，强调了南肯辛顿科学博物馆存在的优势，并用讽刺进行暗示。迈尔斯认为水晶宫里的玻璃和钢筋都不适合战争博物馆里的藏品，建筑的历史也不符合战争博物馆的主题。从精神层面上来看，水晶宫的历史在发明史上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迈尔斯建议，在此增加科学藏品和工业艺术品。确实，近几年的战争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来保存战前艺术领域和工业领域的物品。他写道：“在经历‘我们不满的冬天’之后，整个国家甚至整个国际社会都在盘点和整理现在所面临的机会。”[8]
在这里，迈尔斯提供了另一种战后回忆。他认为，为了真正的纪念和尊重逝者，人们需要的不仅是回忆战争，而且需要回忆之前和平年代的“物质材料”。战争必须要被铭记的不仅是它造成的损失，同时也需要铭记源于战争危机所产生的科学知识。并且，我们应该发掘“战后公民生活中军事设备应用”的潜力。这些由战争产生的设施应该在任何机构都可以展示，而不是仅限于战争博物馆。迈尔斯说，国家应该建立一个和平博物馆，以保存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古迹。[9]
在与帝国战争博物馆的场地纠纷结束后，科学博物馆反复整理这些论点。考虑到战争与和平，以及希望疏远在战争期间发挥了破坏性作用的军事技术，科学博物馆被迫接受了“和平博物馆”的衣钵。因此，在帝国战争博物馆提出建立基于保护战争经验的纪念馆之后，科学博物馆提议建立一个展示科学进程的历史和对未来重建希望的纪念馆。尽管帝国战争博物馆满足国家哀悼的需要，但是科学博物馆表达了其对和平的希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支持科学博物馆就是宣布以前对科学的承诺，就是促进和平与重建，并确保那些逝者没有白白牺牲。
最后，帝国战争博物馆与科学博物馆的场地纠纷以双方都满意的方式解决了。帝国战争博物馆很快就搬移至兰贝斯（Lambeth），这是一个更好的地址。科学博物馆搬进东楼的新展区（图2-2）。此外，科学博物馆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在帝国战争博物馆从宽敞的水晶宫搬到拥挤的西展区时，帝国战争博物馆被迫放弃了它的航空藏品，而科学博物馆用自己的切片枪械藏品换取了这些航空藏品。事实上，这种交换强有力地显示了两个博物馆在战争与和平优先选择上的不同。[10]
图2-2 乔治五世国王正式开放东楼后离开科学博物馆（拍摄于1928年3月20日）
尽管结局让人满意，但与帝国战争博物馆的场地纠纷还有其他几个方面的重要影响。这个时期重新寻址以获得贝尔报告推荐的额外储存空间的任务显得更加迫切。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咨询委员会和馆长的关注点仍然主要集中在寻求更多的储存空间。同样重要的是，这起纠纷引发科学博物馆对战后纪念运动的关注。在随后的几年中，科学博物馆推崇“和平博物馆”的理念，建立一个亲切服务的从业者概念，并以和平进步的方式来叙述科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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