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想到，科学博物馆不欢迎帝国战争博物馆搬迁进来。由于东楼没有完成，科学博物馆只得把目光转向南部展区。随后，帝国战争博物馆搬迁至南肯辛顿，这大大减少了科学博物馆的展览空间。展览空间比例降低到科学博物馆19世纪时的空间比例，这迫使科学博物馆将整体藏品进行转移以寻求安放。[4]接踵而来的是，大众对两个博物馆存在意义上的争论。两个博物馆不得不展现自身的价值，并显示它们的目标和野心。
对于科学博物馆来说，很不幸的是，帝国战争博物馆这边有着哀悼和纪念死难者力量的强烈支持。帝国战争博物馆是战后官方确定的哀悼地点。这表明了国家倡导对战争带来巨大损失的反思。它也减轻了普通民众的焦虑，即战死的人们可能被人遗忘。不出所料，帝国战争博物馆极大地迎合了公众的热情。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是全世界见证的。因此，帝国战争博物馆也得到了当时全世界的普遍支持。[5]
科学博物馆如何与这样的战争博物馆竞争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诋毁战争博物馆的意义就等同于不兑现纪念死者及其亲人需要的承诺。所以，科学博物馆是不能直接这样攻击战争博物馆的，但又不能对此现状坐视不管。科学博物馆要从其他方面超越战争博物馆。科学博物馆要从战争与和平方面进行阐述，并解释自己的工作在战后的必要性。这种困境导致科学博物馆处在弱势地位。在与帝国战争博物馆协调辩论期间，科学博物馆被迫挑战帝国战争博物馆的规则。
咨询委员会一直忙于解决这些问题。正式的上诉送至教育委员会，非正式的上诉被发表在《泰晤士报》和《博物馆杂志》（MuseumJournal）上。[1]科学界和工业界的一些成就显著者也写了支持科学博物馆的信件。一些富有同情心的科学博物馆社区成员组织在一起对帝国战争博物馆给予静默的抵抗。科学博物馆和它的支持者认为，在战后重建中，科学博物馆的价值体现了“国家愿景”。该愿景旨在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战争过程的破坏转向对新和平时代的希望。因此，科学博物馆将自身打造成为庆祝人类的建设成就和鼓励和平发展的场地。在博物馆协会（MuseumsAssociation）举办的1924温布利大英帝国展览（1924WembleyBritishEmpireExhibition）中，一位参与者将科学博物馆描述为“伦敦博物馆的灰姑娘”：
它曾是最重要的，但也是受到最糟糕待遇的。那个时代，英国政府将博物馆的建筑空间缩小到若干年前设计好的最小建筑面积的四分之一，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限制其场地的原因是为帝国战争博物馆腾出空间。这是一个奇怪的反常现象。博物馆竟然允许展出毁灭一切奇迹成就的物品，这样的博物馆理应被向人们展示善待自己和世界的博物馆所取代。他相信，如果他向会议提出强调战争博物馆位于南肯辛顿是合理的提议的意见，这个意见一定会遭到全体的反对。[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