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沙因费尔德
1911年，贝尔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了科学博物馆早期几十年的管理目标。科学博物馆是一项极具野心的建筑项目，是对藏品的再度聚焦，也是对教育的全新诠释。1909年科学博物馆独立后的十年，在文化上极具影响力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以战止战”（WartoEndAllWars）在今天看来其历史地位变小了，但是却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致命，至少它对国民的心理伤害是毁灭性的，对英国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是极具破坏性的。约75万男性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前，年龄在15～49岁的男性人数约占7%。当战后生活恢复正常时，人们发现男性人数显著减少。[1]美国历史学家杰伊·温特（JayWinter）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部分战士的家庭都在哀悼。”1914—1918年，全球的关注点就是纪念活动。让逝者安息、落叶归根，不论是身体形式上的或者象征性的，都是亲属普遍的需要。战争结束后，英国社会出现了科学博物馆，此时科学博物馆被迫寻求措施以完成它的使命——疏散现实中到处渗透的哀悼气息。
战争博物馆与和平博物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国外熊熊燃烧，伦敦的科学博物馆受到了直接的影响。在战争期间及之后的几年里，科学博物馆只在有限的时间内开放南部和西部展区的部分展厅。这两个展区本用来作为1862年国际展览——万国工业博览会的续篇，但场地明显不充足。大量木质藏品很容易引起火灾。于是贝尔委员会就提议用双倍大的空间来安置藏品。[2]展览路建筑的建造始于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项目的有限进展并没有立即给科学博物馆带来太大好处。1918年，战争办公室（theWarOffice）强制性征用未完成的东楼和部分旧展区。直到1922年战争办公室搬出后，工程才再次重启。尽管科学博物馆在后续的几年搬至新地点，但是东楼一直到1928年还未正式开放。尽管经历众多游说，并且科学博物馆馆长和咨询委员会也很努力，但是贝尔委员会提出的建设蓝图——包含中楼和西楼，在大小上与东楼相当——一直到2000年新的威尔康翼展厅开放时才得以实现。
在战争结束的几年里，在满目疮痍的大环境下寻找合适的场地是很困难的。空前庞大数量的生命殒于战争。出于哀悼与纪念逝者的强烈愿望，战争委员会（theWarCabinet）于1917年建立了帝国战争博物馆。1920年，国会法案（ActofParliament）颁布。在首相劳埃德·乔治个人的支持下，帝国战争博物馆由乔治五世亲自宣布对外开放。如同科学博物馆一样，帝国战争博物馆缺乏充足的安置空间。在伦敦中心几处寻址之后，帝国战争博物馆终于在薛登纳姆（Sydenham）的水晶宫殿（theCrystalPalace）订下短期的租契。对于帝国战争博物馆来说，水晶宫殿这一选址欠缺的不仅仅是好的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足够的空间。玻璃窗和被粉刷过的主梁对文物保护来说是非常不合适的。此外，它太过于轻盈的设备与忧郁的主题元素很不匹配：早期照片显示大炮被棕榈树和玫瑰丛等包围。[3]1924年，水晶宫殿的租契到期，帝国战争博物馆另选场所。1922年，政府将科学博物馆的西部展区腾出让给帝国战争博物馆。科学博物馆于1923年迁移到未完成的东楼（图2-1）。1924—1935年，帝国战争博物馆和科学博物馆在同一片土地上彼此结下了不太舒心的伙伴关系。
图2-1 正在建设中的东楼（背景是帝国研究所，拍摄于1916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