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东方文明目前的弱势地位，我们的目标“启发非西方人自身的智慧……使世界真正进入相互倾听、相互对话、独立互补、和而不同的道法自然之途”，第一步就要摸清各自的家底，当然就包括真正了解西方，更多地着眼于地中海文明的特点：正是这种户外密切交流的生活方式开启了西方不断深入的政体辩论之路，它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我们不能小气地看待西方的优势，回归传统需要最低限度的批判精神以及虚心向西方学习的开放态度，古人云“有容，德乃大”（《尚书·君陈》）——只有兼容并包的气象才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不至于被漩涡卷走，也才能在伟大复兴和新型文明体系的建设中“裒多益寡，称物平施”，最终“用涉大川”（《周易·谦卦》）。
因此，归根结底，我们对政体问题的思考不是书斋冥想和学术作业，而是有着现实以及长远的考虑，它本质上是“社会病理学”“传统毒理学”和“药物动力学”的实验。就目前而言，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
改善一个旧的政体的艰辛程度并不亚于建立一个新的政体，有如补习之艰难并不亚于从头学起一样。因此，一位政治家除了具备以上所说的素质外，还应该有能力帮助现存的政体改正其弊端。……然而，他如果对政体有多少类属茫然无知，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政治学》1289a3-8，颜一译文）。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古典学研究中心）
[1] [美]施特劳斯：《进步还是回归》，见《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郭振华等译，297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2] 罗尔斯的《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号称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著作，丝毫没有涉及政体问题（虽然谈到了“制度”）（布鲁姆对罗尔斯的批判，见《巨人与侏儒》，310～33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看起来好像与“政体”问题密不可分，本来也应该认真研究政体，但实际上也没有讨论到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最多谈到了“民主”）。
[3] 见王绍光主编：《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2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4] [美]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祥等译，27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
[5] [美]施特劳斯：《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郭振华等译，7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我们对于越来越微不足道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结果，便不知道真正重要的东西了。
[6] [美] 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7] [德]施米特：《论断与概念》，朱雁冰译，1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8] [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66页，3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9] [美]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祥等译，2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
[10] 储建国：《调和与制衡——西方混合政体思想的演变》，267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施特劳斯一生都在指明这样的误会以及走出这种“自以为是”的可能道路。
[11] 余盛峰：《只问政体，不问国体》，见许章润、翟志勇主编：《优良政体》，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12] 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见《梁启超全集》（第三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