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以来，许多高人不断追问：我们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这个问题恐怕现在还没有答案，但我们已为此准备好了很多材料，一些局部的细节渐渐变得清晰起来，至少知道如何发问，还大体知道解决的方向。就政体而言，我们要探讨的是：时过境迁，风云流转，能否说明“政体冷漠症”（以及现代人普遍存在的“政治冷漠症”）就合理合法？反过来说，“国事蹙破，在危急存亡之间”，[53]是否就可以病急乱投医而不预先冷静剖析、深入研究和远观取舍？具体而言，小国寡民或熟人社会的经验，能否有以教我？西方的政教文明并不具有普世性，是否就与我无关，如是，又如何相关？
首先，东西方必然不同，任何简单的比附都不得要领，而以任何一方为参照系的评价，都必然变形失效。以古希腊最具代表性的雅典为例，这个范围极小却影响极大的文明样态有着自身的特殊性：“雅典不仅仅是个面对面的社会，还是一个地中海式的社会。”[54]它以技术理性和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不过是“地中海区域的一个民族文化形态”的世界性扩张而已。今天，这个扩张已经从自身的有限性中招致了全面的危机与风险，它超出了西方民族文化固有的技术理性急功近利的属性范围。
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可能就在雅典，尼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已经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我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要充分认识到地中海不是整个世界，它所发展起来的辉煌文明并不具有普世性。东西方各有特色，崇洋媚外和数典忘祖会让我们的取经之道变得漫无目的。
其次，东西方的不同导致任何单向度的融汇努力终归都是一厢情愿的美梦，而囿于自身的民族主义或“本土视点”以抵抗“全球化”的企图，终究还是落入“全球化”的圈套，反而成了“恶的全球化”的帮凶。作为“全盘西化”对立一极的民粹主义，其本质是西方精神和物质双重压榨的产物，看似守贞持节，实则投怀送抱：“所谓‘东方主义’，其实就是‘西方定位的东方观点’，它乃是‘古今之争’及其背后的‘诸神之争’的一种怨恨的表现。我们却当作‘时尚主义’跟着学了。”[55]既然全球化的基础是“智力”“强力”和“技术”，而西方在这些方面又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我们的确需要好好想一想：“如果‘全球化’的今天和未来当真如此、只能如此，请问，‘本土视点’还有多大的能量翻天覆地？”[56]我们必须站（而不是跪）在地上，但不能埋进土里。更何况，全球化本身就是虚妄的想象。[57]
最后，立足自我，兼收并蓄。“漂泊后的还乡之路依然漫长”，如果从检讨各自的长处而非短板开始，不失为一个堂堂正正的选择，用时下的术语来说，因为“返乡之路”终归不是解构性的，而是建设性的。解构的工作自尼采以来，已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现在该让位于建构了。尽管解构的事情还必须向深处推进，更急迫的任务是要向广度扩展，并让人明白解构的现状、成就和目的，但我们不能等拆解和探析的工作完成之后，再来考虑重建家园的问题。在这个建构性的过程中，任何一方的清理工作都是必要的，都值得尊敬，没有必要厚此薄彼，尽管能够综合融汇两方（甚至多方）文明遗产的非凡大脑更让人期待。[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