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本刊取名为“跨文化视野”，是全球化或全球地域化这一历史语境及其现实进程的特定产物。究其要义，“跨文化”（transcultural）既是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也是跨越文化的思想探索。这种学术追求，不仅需要深入理解他者，而且需要重新认识自己，故以批判思维与建设意向并重的方法，力求在微观或宏观的相互比照中反思他者与自己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审美意识、艺术风尚、伦理范型与生活方式等诸多领域的流变及发展。
当然，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跨文化”可谓一种事实。
远溯西方历史之源，我们看到，以地中海为圆心，欧亚非三洲的文化如百川归海，汇聚于希腊，在对抗、冲突、和解与会通的变奏中，不仅成就了古希腊-罗马文化艺术的辉煌，而且锻造了欧洲文化传统的根基。其中，令西方人感到自豪而又让其彼此博弈的三大“唯一神教”，都无不是跨文化意义上的实践结果。
反观中国历史之本，我们发现，以长江与黄河为中轴，华夏各地文化如万壑争流，漫溢神州，绵延不已，淀积深厚，使今人亦能觉解其文化传统的精微大义。尤其是东汉之后，佛入华土，儒、道、释三教并立，相育而不相害，构成了盛唐气象的壮美品格，其思想与精神的血脉依然泽被今世。
细察中西文化交通的情形，我们又看到，首先是“中学西传”，然后是“欧风东渐”，最后才是“文化全球化”。中国明代当值欧洲文艺复兴，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思想与《易经》——开始和缓“西传”，并被转化为欧洲文化自我建构的内在资源。在欧洲汉学语境下，启蒙之后的欧洲就是“中国之欧洲”（艾田伯语）。晚清至民初，中国遭遇千年未有的“创局”（王韬语），西方文化——主要是科学与政制的暴戾“东扩”，造成了第二次天下道术的裂变。回眸百年，其间惊涛浊浪此起彼伏，中国学统、政统与道统尽遭冲击，致使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精神沦落到“融合”与“抵抗”（萨义德语）的尴尬境地，这其中无疑渗透着中国对西方的亲近与疏远的矛盾心态。20世纪中期之后，麦克卢汉的“地球村”预言变成了现实，欧洲文化重心偏向美洲，其文化精神化为冷酷抽象和幽灵一般的资本逻辑，展开了对世界的新一轮掳夺。不过，这一次却借助国际资本与商品的流动，加快了“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双轮转速。不论我们怀着怎样的矛盾心情来审视“全球化”现象，但无可否认的是，这场通过现代传媒而时刻发生在眼前的跨地域经济与文化运动，在客观上正在将“中国之中国”与“亚洲之中国”转变成“世界之中国”（梁启超语）。
另外，从现实的文化境遇来看，“跨文化”也是一种姿态。
作为一种意义实践，文化是一种建构超越性精神王国的努力。所谓“超越”，即超越日常经验与视野的局限，上达精神解放与自由的向度。《系辞》曰：“寂然不动，感而遂天下之故”。话虽如此，然文化实践绝非故步自封或画地为牢之事。相反，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旨在促进人文化成。所谓“观乎人文以化天下”，乃是以人文的精粹涵养在世的生命。而“文化”之“化”，成为文化的活力之本。而“跨文化”之“跨”，则是文化的求生之道。从精神超越的向度上看，跨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跨越界限和寻求普世价值的精神姿态。“用天下之心，为己之心，其心无所不谋矣”（邵雍语）。唯其秉承这种“以物观物”“以天下观天下”的精神姿态，方可切实体悟“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语）的至理。也正是因为怀藏一颗“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的道心，“念民生艰难，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悲情的康有为俯读仰思，撰述《大同书》，感发“经纬世宙之言”。如今，这种才思与感念，更需要从东西文化的比较视野予以重新探讨和评价。
再者，从理想的文化境遇来看，“跨文化”应属一种愿景。
作为一种学术实践，跨文化研究致力调校视野，矫正立场，摆正自体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关系，从而对于理想的交往情境有所承诺，有所期许。在全球时代断裂又连续的流动景观中，究竟如何摆正中国在世界上的关系？从中国看世界，似乎太狭隘。从西方看中国，显然太偏颇。从世界看中国，难免于虚空。与这三种立场有别的是，跨文化研究倡导以全球文化为视野，以人类价值为瞩望，以观照文化间关系为志趣，以期超越地域局限而寻求普遍沟通。
有鉴于此，在跨文化研究所成立8周年之际，我们全所同人与国外部分学者联手协作，创办这份学术集刊，旨在为有志于跨文化研究的学界同人提供平台一角，以期促进互相交流和推动学术发展。本刊将摒弃一切学术门派的褊狭心态，拆除一切人为的学科樊篱，以开放的胸襟以体天下之物，领纳国内外学术文化资源，保守一份对于学术的真挚和对价值的关爱，从而为学术的精进和境界的提升尽一份绵薄之力。
本刊计划每年编辑出版一卷，每卷篇幅30万字左右。所设栏目包括“中国诗学”“西方诗学”“美学新解”“比较文学”“域外文学”“跨文化之思”“经典绎读”等，每卷将根据来稿和选稿情况酌情调整相关栏目，敬望学界方家时贤关注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