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言之，儒家的政治伦理尚于中行或中道，其思想渊源可上溯到《尚书》《论语》《易传》《中庸》与《乐记》等典籍。与此相应的儒家美学思想，主要推崇“中和为美”的基本原则。这里所谓“中”，涉及“中正”与“时中”两个方面，由此可导引出正确适度与依度立美的一般法则；这里所谓“和”，涉及“包容”与“谐和”的互动关系，由此可引发出基于中和的情理兼容结构，同时也造就出基于中和的审美价值及其审美体验。不过，“中和为美”之美，不仅涉及艺术作品的形式与内容之美，同时也关乎言行与举止之美。前者属于美学领域，后者归于道德范畴。但无论怎么讲，这种“美”包含着动态的、精神的与道德的目的性追求，决不能等同于西方美学中用于修饰的和感性学意义上的美学宾词（aestheticpredicate）。
就“中和为美”说的哲学基础而论，一般认为其根本点是儒家的“中庸之道”，这在《中庸》篇中得到比较集中的论述。至于《中庸》与《乐记》所论的“中和之纪”，从其发端来说，也是“中庸之道”在情理结构和音乐美学中的外延或落实而已。所谓“中庸”，郑玄释其为“中和之为用也”，可简约为“用中”；与此同时，因“庸”含“常”义，郑玄又认为“用中为常道也”。后来的二程，继而将“中庸之道”视为“天下之正道”与“天下之定理”。若沿用顾颉刚的说法，“中”等同于“中正”，也就是“正确与适当”的意思。依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执两用中”的思想。这一思想在《中庸》里的完整表述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用现代汉语展开来讲，此话是说在理解基础上把握住事物对立的两个极端，并在这两个极端之间选择、判断和运用正确而适当的一点。有的学者将其界定为“正确性原则”（张国庆）。我觉得“正确性原则”（principleofcorrectness）更多地趋向于认识论范畴，这需要得到科学的论证，涉及客观性和普遍性两个向度，而中国哲学中所言的“中”，很难符合这一要求或实现这一标准。因为，中国哲学中所言的“中”，是以道德规范为评价参照的，或者说，中国式的“中”观更倾向于伦理与价值判断。为此，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正当性原则”（principleoflegitimateness）。除此之外，上述“中”观还应包含“适度性”的一面。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适度性”表现一种“因时而中”的“度”，把握好了“度”，也就等于接近于“正当性”或“合理性”。在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中讲“度”的把握，更具有灵活性，更符合“时中”原则。近年来，李泽厚十分重视“度”的作用，一再强调在制造和使用工具过程中要把握好“度”。按我的理解，这是继“以美启真”和“以美储善”之说以后，提出的“依度立美”之说。[5]
当然，“中庸之道”，应有其他深意。庞朴整合上述说法，将其解释为相互关联的三层含义，即：“执两用中，用中为常道，中和可常行。”其中，第三义是根据何晏的解释——“中和为常行之德也”，认为“中庸之道”并非那么玄妙难解、高不可及，反倒是普通及寻常可行的处事修为准则，要不然也就无以论“极高明而道中庸”了。[6]
古希腊人也讲究“中道”（mesos），讲究“不多不少”（Nevertoomuch，nevertooless），类似于“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对此专有论述。譬如讲到德行（arête），他认为“勇敢”介于两端之间，这两端分别为“怯懦”和“野蛮”。他断然认为两端为恶，中间为善。这善或勇敢，可以表述为“勇而不怯”和“勇而不蛮”。当然，这种思维逻辑形式只限于具有普遍性的德行，而不适用于日常生活中具有个别性的做法（譬如吃多少肉为好），同时也不适用于非道德的行为（譬如私通多少次为度）。其实，在柏拉图那里，类似于“中道”的“适度”原则，不仅应用于教育实践（因人使用教材），而且应用于艺术鉴赏（不应过分快乐或悲伤，否则对于身体有害，对于德行有损）。所以，“轴心时期”的中国-希腊思想比较，是有一定参照基础的，可在异中见同，也可在同中见异，但要注意形同而质异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