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执两用中”包含一种对立谐和的辩证关系，这其中起码涉及“两”与“中”这三个成分。这里的“中”，是基于“两”的选择、判断和运用。因为再说“中和”，不可能是单向度的，而是多元素的，否则不可称之为“和”。另外，“中庸观念认为，任一独立的德目，总是不完善的，总有它的不足之处和过激之处。”[7]因此之故，基于“中庸”的三层含义，庞朴将其常见的思维范式归结为四种：A而B，A而不A′，不A不B，亦A亦B。
A而B的形式，比如，“宽而粟”“直而温”“强而义”等，主要在于以对立面B来济A的不足；与之相辅的，就是A而不A的形式，比如，“刚而无虐”“哀而不伤”“乐而不**”等，所强调的是泄A之过，勿使A走向极端。
不A不B的形式，比如，“无偏无党”“无反无侧”“无近无远”等，要求不立足于任何一边，把“过犹不及”或“不偏不倚”的主张一次性表现出来，强调的是对立双方的彼此节制，这有利于彰显“用中”的特点，有助于取得一种纯客观的姿态。
亦A亦B的形式，比如，“刚强猛毅”“温柔敦厚”“广博易良”等，侧重表明对立双方的互相补充，最足以表示“中庸”的“和”的特点，有利于收到“中”的效果。
就A而不A′的形式而言，我们也可以将其微调为A而不B，这样更为简易便捷一些。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季扎在评论《诗经》之中《颂》诗之乐的演奏效果和欣赏体验时指出：“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暂且不论这是否有夸张之嫌及其道德化偏好，其中所包含的十四项因素——正直而不倨傲，曲折而不卑下，亲近而不逼迫，疏远而不离心，迁动而不混乱，反复而不厌倦，哀伤而不忧愁，欢乐而不**荒，使用而不匮乏，宽广而不显露，施舍而不耗费，收取而不贪婪，静止而不停顿，运行而不流**，正好表现出五声和谐、八音协调、节拍有度的情景，以充分实现的“中和”境界而使《颂》诗之乐达到顶点，同时以儒家惯用的“比德”的方式象征出盛德之人应有的优良品格。孔子后来评价《关雎》之乐，也是受此影响，认为此曲此调“乐而不**，哀而不伤”，合于“中和”之纪。另外，儒家所论的君子“五美”之德，即“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显然也合于A而不B的思维形式。也正是凭借这种逻辑，构成了不同形态的中和之美。这种中和之美，抑或反映在音乐风格上，抑或反映在审美体验上，抑或反映在价值判断上，抑或反映在道德修为上。
至于其他思维形式，比如，亦A亦B，也体现在孔子所倡导的教育理念之中，如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肯定“疏通知远”的“《书》教”，推崇“广博易良”的“《乐》教”，标举“洁静精微”的“《易》教”，热衷“恭俭庄敬”的“《礼》教”等。在此基础上，孔子还嫌不够，力主深化，继而提出亦A亦B而不C的价值判断形式，认为深通《诗》教者应“温柔敦厚而不愚”，深通书教者应“疏通知远而不诬”，深通《乐》教者应“广博易良而不奢”，深通《易》教者应“洁静精微而不贱”，深通《礼》教者应“恭俭庄敬而不烦”。
